如果說，1920年代思想界的主題，在以學術研究的方式促進思想解放的話，那麼1930年代的主題，則在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思考，而尋求中國現代化的方向。也就是說，1920年代為新、舊思想之戰爭，1930年代則為救亡圖存之思考。“國難”危機成為促使思想界主題由學術思想轉向政治問題的關鍵。
1920年代的軍閥政治，使得許多人都對政治改造失去了興趣。民國之初造就的共和製度，被軍閥的腐敗、混亂和爭鬥破壞了。那時，在一般知識分子眼中，現實政治的黑暗使得他們灰心喪氣，許多人由於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引發對於民主製度在中國能否實現的懷疑，並生發出一種政治上普遍的“疏離”。魯迅就因對現實的失望，而以“抄古碑”的方式聊寄人生。更有知識分子在激烈的社會變動中，因為“意義”追求沒有著落，訴諸“自殺”的極端方式，以尋求解脫，梁濟和王國維的自殺就曾引起思想界極大的震動和關注。當然也有試圖在軍閥政治中尋求改造的嚐試，比如曾經堅持“不談政治”的胡適，卻也不得不在組織《努力周報》時期宣傳“好人政府”，為社會的秩序尋求製度上的保障。而老資格的革命者和經學家章太炎，則於軍閥勢力間縱橫捭闔。不過，此種種努力終究毫無結果。胡適很快就放棄了他的主張，寄望於“文學藝術”的改良了，而章太炎更是為個人牟利多，鮮有政治上的追求。總之，1920年代知識分子於政治的失望是普遍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他們改造思想的決心，也為學術上的努力創造了條件。
然而隨著國民黨“北伐”的節節勝利，中國麵臨著新一輪的政權更替。對於國民黨，思想界的態度是複雜的。一方麵他們非常反感國民黨的“訓政”模式，在孫中山的革命階段論中，認為國民黨在結束軍事統一之後，應該轉入“訓政”階段，在此時期內，國民黨代替民眾執掌政權，以待民眾具備了參政議政的能力，然後轉入“憲政”。由此確立的便是國民黨的“黨治”，也就是一黨的獨裁，民眾的自由在此統治下，必然要受到很大的限製，這對於思想界自由、民主的理想，無疑是一個嚴重打擊。“黨治”的力量首先就在國民黨“清黨”的過程中表現出來了，在一係列恐怖政策的壓製下，國民黨征服了資產階級奠定了它的經濟基礎，而通過“黨”推行的思想統製和“黨化教育”，也奠定了它的意識形態。當知識分子迎來一個新政權的時候，這個政權卻似乎距離他們民主、自由的理念更遠了。胡政之曾經指出，國民黨的“黨治”的結果，使“報人”可以發表言論的自由度比軍閥政治時期更小了。這自然引起思想界的極大不滿，胡適和羅隆基發起的“人權”運動，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的。
但是，在另一方麵，國民黨政權的出現畢竟使知識分子看到了國家統一的希望。在長期分裂和地方割據之後，思想界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初步願望，必然落在了國民黨的身上，雖然國民黨在1934年之前，仍然麵臨著嚴峻的政治形勢。無論胡適還是張君勱等人，都寄望於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胡適“實驗主義”哲學的背景使他認為，中國急需解決的仍然是那些老問題，社會的進步必然訴諸於點滴的改良。當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形成以後，社會似乎自發地會產生某種積極的力量，這是一切社會進步的基礎。因此那些善於洞察社會變動奧妙的政治家和學者，就應該千方百計地創造一個這樣的秩序，而任何試圖破壞這個秩序的行為都應該設法避免。胡適稱之為“社會的重心”。他指出，中國之所以數十年來沒有出路，就在於無法找到一個這樣的“重心”，而在國民黨的身上他看到了塑造這個“重心”的希望。張君勱則本著他的德國哲學的思想基礎，宣傳重建一種“國家主義”的意識。他宣傳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國家哲學，從中國文化中提煉出了所謂的“民族精神”，這使得中國可以在承續自己的民族使命的同時，塑造出一種現代國家的意識。（詳見第二章）雖然表示支持國民黨，思想界的主要人物並沒有停止對國民黨的批評。胡適很不滿國民黨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張君勱則更是宣告了國民黨“黨治”的失敗。不過在民族的危難麵前，他們似乎隻有寄望於國民黨自身的改造。“九一八”以後，國民黨也迫於壓力，開始尋求民眾的廣泛支持，宣稱要縮短“訓政”的時限。孫科更是在1932年前後，成為了國民黨內主張民主的代言人，他希望能夠改變“黨治”的局麵，這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知識分子與國民黨之間的隔閡。（詳見第三章）
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展開了關於中國政治出路的全麵思考。當然對於中國政治出路的探討，首先要弄清楚中國問題的現狀是什麼。對於中國曆史與現狀的研究和評價，思想界從1920年代以來就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一切為1930年代的思考奠定了條件。
應該說，新文化運動所關注就是社會問題。知識分子越來越意識到一切政治進步的障礙在於其社會的根源，於是他們首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並且主要地集中於它的社會基礎，即家族製度。在此背景下，1920年代人們開始廣泛關注“社會問題”，那時的青年學生試圖投身到社會改造中來重塑新的自我，他們走出“家庭”、走向廣闊的“社會”。在此動力下，許多關於中國問題的社會調查開始推行。1920年代，到中國來講學的兩位思想界的巨頭，羅素和杜威，都在中國發表了他們對於中國問題的一係列看法，他們的觀察和思考無疑奠定了思想界的主調。胡適一直堅持著杜威的教誨，比如他對中國問題的概括（所謂“五鬼亂華”）；張東蓀則繼承了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的許多看法。羅素和杜威都把社會的變革視為一項講求謹慎和尊重經驗的事業。這些思想家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思想界對於社會改造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