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使得中國喪失了東北的領土，“一二八”上海的戰事，更是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1930年代初國民黨還沒能完成中國的統一。1930年蔣馮閻還正在打內戰，國民黨統治勢力所及隻是江浙及其周圍省份，尤其上海是南京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丁文江就指出，“‘九一八’以前，中央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上海的事件（二十一年一月一二日）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於停頓。軍隊的餉項就沒有著落。”財政的困窘首先影響的就是軍事開支，以及教育經費的撥給，此後紛紛興起的學潮很多都和教育經費的支絀有關。程其保曾言及戰事對上海教育界的影響，“自暴日入寇，滬濱生命財產損失固無從計，而最可痛心者即教育文化機構之摧殘。計公私立之大學及專科學校直接受害者約十校，大學生因而失學者約一萬一千人之上。”上海當時還不是教育界的重心，北平才是教育的重鎮，當時重要的研究機構和大學幾乎都集中在北平，而北平正處在“國難”危機的最前線，大批的知識分子都切身體會到兵臨城下的感覺。翁文灝在1932年指出，“近來大家感覺平津有被侵略的危險”，進而擔心如何保存北平的文物和建築，雖然他認為在此危機之下，知識界仍然要“做一天工算盡一天責”，然而也需要作好犧牲的準備。可見東北失陷對於平津無異於唇亡齒寒。
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及其影響，《獨立》群體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其中頗有一些人將“國難”進行了長時段的曆史考察。胡適認為，“‘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他不過是五六十年的曆史原因造成的一個危險局麵的一個爆發點。這座火山的爆發已經不止一次了。”他將“九一八”與日本以及俄國曆次對中國的侵略相聯係。同時胡適強調了日本的入侵與中國的自救運動的起伏之間的關係，認為每一次危機的爆發同時也直接間接地刺激了中國的革命。將“九一八”事件放在遠東中、日、俄三國數十年來的外交關係的背景下考察，胡適多少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傅斯年對於“九一八”的觀察分為淺層次和深層次兩個角度，他雖然認為從淺的層麵看無疑應該表示悲觀，而從深入的層次看來，卻不得不對中國的前途持樂觀的態度，“假如中國人不是豬狗一流的品質，這時候真該表示一下國民的品格，假如世界史不是開倒車的，倭人早晚總得到他的懲罰。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淺看出來，我們正是無限的悲觀，至於絕望；若深看出來，不特用不著悲觀，且中國民族之複興正係於此。”傅斯年從長遠的曆史眼光出發強調，“中國人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中國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勞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環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狀態中進展文化”，民族的這種生存能力在危機關頭體現得更為突出。最後他轉向了現實政治，“所以沒有辦法者，隻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沒有辦法是沒有政治的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國是能有大組織的。”在這裏，放長曆史的眼光，實際上就是試圖將日本入侵的突發事件，作為思考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契機。
於是，日本入侵實際上成為了中國的內政問題。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日本的入侵恰好成為了中華民族是否有能力存活於世界的試金石。國聯的調查報告是為調解東北問題的，不過它對中國內政的判斷顯然對於當時知識分子更具觸動。《國聯報告》以相當的篇幅論證了東北屬於中國的主權，然而報告關於中國內政的部分，留給知識分子普遍的印象是：中國還不具備一個近世國家的資格，於是才有將東北交予國際共管的提議。
思想界對國聯提議的反響頗有分歧。比如《獨立評論》內部的胡適和蔣廷黻就認為“國際共管”是可以接受的，而《再生》和《時代公論》的成員則大多持嚴厲的批評態度，認為“國際共管”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不過大家都承認“國聯”對中國之不成國家的判斷是準確的。在胡適和蔣廷黻看來，正因為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因此需要“國聯”這個代表世界公正的組織的幫助，因此胡適對國聯的調查舉動表示歡迎，並認為此舉體現了“國際的中國”之資格。而張君勱也指出，“中國尚未具實際上之國際人格（軍事的，非法律的），軍力不足與人比較，財政不足以圖遠大，雖欲與人聯合，而人視為決無可取。有外交問題生，皆人之助我，此種外交自為偏（片）麵的乞憐的。”張君勱抨擊了外交上的依賴心理。他認為不論是親英美還是親日本，於中國都沒有益處，因為中國缺乏近世國家的一些基本要素，體現在外交上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國策，而專靠依賴外國勢力於世界各國中討生活。對於中國外交無出路，是源於中國還不成其為一個國家，楊公達的觀察最為獨到：中國的政客們不過滿足於把外交當作方法，於是便出現了親日還是親英美，抵抗還是妥協的紛爭。然而他指出，無論“親日”還是“親英美”，都非外交長久之策，“親日的代價，最高限度，不過求得一刹那的苟安，絕對的親英美，也隻能得現時的經濟上奧援，不可視作永久的打算”。現代國家的外交首先必須是“自主外交”，“‘自主外交’的首要條件在決定外交國策”，“外交國策，本諸時間性和空間性決定的，不得因人而更易，尤不得因個人的特殊目的而更易。如今的外交，隻有方術，而無國策。”這種外交無非是中國傳統的“術”的應用，而非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外交。因此，外交政策的檢討，最終仍歸結到中國是否有資格成為一個世界承認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