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氏之論國家，與其他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之論國家，有絕不相同之點。他人之論國家，好自進化論出發，某為圖騰，某為部落，某為貴族，某為君主，某為民主，視國家為進化之成跡，猶博物館之陳列品解剖室之屍體然，以為如此，可以達於純客觀，而不雜以絲毫我見矣。黑氏不然，既視自然界為思想界之產物，則國家為人類精神之表現，不待辯而明。其所窮究者，但問國家所以成立之當然之理，而不問其曆史上之起源如何。換詞言之，以國家為吾人精神之一部，不視為研究之對象焉。
這裏雖然討論的是黑格爾，但基本上可以說明英國和德國政治哲學的區別。英國政治哲學多考慮的是國家的實際情況，以拉斯基為例，他就頗反對將“國家”理想化的做法，因而拉氏的國家理論帶有濃厚的“唯實主義”的特色。而德國哲學卻大有不同，費希特把國家作為“自我”放大的精神實體，到了黑格爾更是提出“客觀精神”，以家庭、社會、國家為客觀精神所轄之倫理的正、反、合的三個環節，“國家”是主體精神的表現。正是這種研究的方法，才可以達到融主觀與客觀為一體，個人與國家為一體，使得國家成為與每一個個體都息息相關的對象。
2“造國”：建立國家的道德基礎
張君勱等人提倡一種“造國”（MakingofNation）運動，既然中國缺乏“國家”的觀念，就需要建構出一個“國家”觀念來，但不是憑空建構，而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這些基礎首先就是民族和曆史。張君勱相信時代在變化，但是一民族長期形成的一些東西（此即文化傳統），卻必然會積澱下來。他指出中國今日的種種困境都表現為社會生活的實際與方式的脫離，“中國數千年以來，偏重成成相因的舊貫（慣）、相沿日久，方式與實際兩相隔離，尤其到了今日，舊有的方式，尤不合於今日的實際，於是整個的社會受其影響，各種製度，到了今日，卻發生了方式與實際脫節的病象。”然而即使社會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民族經過長期曆史發展積澱而成的價值和精神實質，卻無法改變，“社會道德，亙古今東西，原無異同可言，但其表現方式（modeofexpresion）則有時代性，有如女人之服飾。社會道德的實質，固不會有變更。……我們要想造成一個社會道德，必須察現代的‘情況’（situation），在種種情況下，乃有種種之道德表現方式。”一國的道德基礎必然有其“亙古不變”的成分在內，而以不同形式具體表現在曆史中。既然道德的實質是恒定的，那麼現代“國家”就必然是傳統道德的現代表現形式罷了。如此，則現代國家必須建立在一國的道德基礎之上。
張君勱曾經指出民族的建構必須有三個基礎，“第一，自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居人上，能有作為。先有信心而後行為隨之而來，自己文化為一個民族之特長，非但不能蔑視，而且要加以表彰。第二，意力。民族有統一的意誌，然後能立國……全體人心，既同於一，自能犧牲小我以成其大我，而政治上才能安定，社會才有組織，外交自能向外發展。第三，思想。學術與政治互相表裏。”承認不同的民族在思想上都有其獨特之處，從而始終對本民族文化充滿自信，如此才能真正保持民族有“統一的意力”，張氏所強調的民族的三個因素是互相聯係的。實際上，他認為建立現代國家不能完全拋棄民族賴以存續的“傳統”，因此對於本民族的曆史不但不能妄自菲薄，而且要充滿自信。
從道德上建構國家，必須使得民眾對自己的民族有信心。然而19世紀以來，中國在外強的武力、製度、文明麵前，已經徹底失敗了，一種民族的自卑心理滋生蔓延，嚴重影響了民族的自信力。因此，對於現代國家的道德基礎的建構，就離不開對於本民族曆史的“表彰”，以恢複民族的自信心。張君勱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中，看到了民族氣勢升降的規律，他指出中華民族在秦及西漢時期，以及唐代分別達到了民族發展的兩個高峰，自宋元以降民氣日衰，然而以民氣嬗變之規律，中華民族將在不久迎來它的第三個振作時期。秦、西漢、唐，都是四海一統的大帝國，以此為中華民族的輝煌時代，而以思想上、學術上更顯活躍的春秋、戰國和宋代，為民氣衰落時期，則其中“表彰”的意思很明顯了。
在“表彰”民族的成就方麵，錢穆的意圖最為鮮明。錢穆認為國民對一國的曆史，必須充滿敬意，這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他說，“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曆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在站在以往曆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諱卸於古人。”對本國曆史的摯愛與敬仰，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表彰”的意思。錢穆對傳統文化之表彰，以及對中華民族之維護，誠有惟恐用力不足之處。在他看來，一民族、一國家之摶成全賴本民族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