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九一八”，輿論界都會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國恥”的紀念。《大公報》就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增強民眾對於國家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一方麵雖然承認“國難”之日甚，“九一八者，乃積數十年怠惰散漫粗疏腐敗之原因而成，此四年來國難之增進，又係九一八後依然怠惰散漫粗疏腐敗所使，今者問題之重大與真摯，又過於‘九一八’當時者遠甚。”一方麵又鼓舞民力，堅信民族可以複興，“培養民族自信心的方法不外對內修明政治，精誠團結，對外有一貫的政策，有保守國土之決心。”危機孕育著希望，苦難也可以激勵人們奮進。到了1935年前後，輿論界普遍都認為全國民心的團結已經成為事實。《大公報》在1936年11月31日的社論中說道：
中國統一之凝固，自古以來，無如今日，不僅為民國以來所未見。此無他，全國人心定於一之故也。一者為何？全國軍人學子及一切有正當職業者，與夫略受教育訓練之一般壯丁，或不甘亡國，或欲奮鬥救國，故中國統一之基礎，乃完全建於此一致的守衛祖國之熱情之上。此時勢迫使鍛煉而成，三十年乃至二十年前所不能夢見也。
結語
張君勱曾指出，國家的存在必須建立在兩大基礎之上：一為法律的，一為道德的。在中國如何建構現代國家，也無非從以上兩個方麵入手：以法律入手，其方向是向前的，以建立現代合理的製度為導向，常常以“現代化”、民主製度、專家政治等政治符號獲取大眾對國家的向心力；從道德入手，其方向是向後的，以延續傳統中共同心理機製為目的，並在新的形勢下對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試圖在曆史中尋求有利於塑造國家認同的輝煌經曆或是悲情意識。1930年代，對於現代國家的構建，知識分子大體上都是從這兩個方向努力的。概括言之，胡適宣傳的“建國”主要是從“法律”角度著眼，而張君勱主張“造國”運動則是從“道德”入手。《大公報》則致力於塑造民眾的“愛國”意識，試圖說明國民與國家利益上的一致，鼓動民眾和政府的團結，這也符合它作為輿論界的社會責任。
注釋：
①杜讚奇反對以所謂的“民族主義”的宏大敘事，抹殺二十年代中國曾經一度非常興盛的，試圖通過“地方自治”來建立中國的事實。參見（美）杜讚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前言以及第2編第4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②羅誌田：《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間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及羅誌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史學反思》，收於《學術思想評論》第10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這從當時有影響力的報紙和知識分子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大公報》、《申報》在呼籲統一方麵不遺餘力，而許多知識分子也紛紛指責地方軍閥的割據，是阻礙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主要因素。
④從理性的角度，國家意識體現為知識分子對於各種國家理論學說的引介與倡導，以及對於如何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的現實途徑的思考；從感性的角度，國家意識的提升還表現為強烈的民族歸屬感，以及同仇敵愾一致對外的愛國情緒。
⑤學界有一種觀點，將胡適和張君勱為首的兩大知識分子群體，視為自由主義的兩個重要陣營。認為胡適代表了新自由主義的方向，而張君勱則更傾向於民主社會主義，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都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參見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許紀霖為該書所作的序，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因此，這裏以胡適和張君勱為代表，來探討1930年代知識分子在個體—國家問題上態度的轉變，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⑥《〈新月〉的態度》，《新月》一卷一號，1928年3月10日。
⑦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年，144—145頁。
⑧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1932年2月1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