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治”首先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然而國民黨的現實卻是黨內四分五裂，難以達成統一的政見，而黨外的反對聲又一浪高過一浪。如此，自然不能收“黨治”之實效，徒給人以批評的借口。因此，救治“黨治”的良藥，就在於改組國民黨，使其重現昔日革命的精神和力量。楊公達不得不承認，“蘇俄是真正黨治的國家，而中國是冒牌黨治的國家”，所以改造國民黨的理想參照對象是蘇俄的黨治製度。“在蘇俄，黨政在精神上是二位一體，政權是受黨權的管轄，一切政策，一經黨部決議，便可雷厲風行，好像黨權是決議權，政權是執行權，如果政權不奉命而行，則黨權又有監督權製裁權。但是黨部並不因此濫用其權力，去幹涉司法”。國民黨根本無法保證其令行無阻，更無法力以“黨權”轄製“政權”，因此一切問題的根本遂歸結到，國民黨本身如何強力化。
“救國”的問題最終轉化為國民黨如何“自救”，以具備真正的“黨治”的力量。在一黨政治的前提下，楊公達認為強力政府的造成，首先必須造就高度統一的國民黨。國民黨的“自救”應該從三個方麵下手，即力求“黨政思想化；黨員職業化；黨部簡單化”。楊公達指出，國民黨黨員已經逐漸失去了其革命的精神，而趨於安逸腐化。他批評當時青年黨員中存在的居功自傲、不願意從事具體工作的心理。他希望能夠恢複“十三年的革命精神”，在組織上，要求國民黨黨內恢複總理製。這一切都是試圖以黨內權力和精神的高度集中，而造成強有力的國民黨組織。
楊公達看到了政治很重要的一麵，即任何一種有效的政體都必須是有力量的。既然認清了中國的現實必須“以黨治國”，則如何使得黨有權力便是一切政治的核心了。隻有“黨”有了“權”才能真正實現“治”。然而，國民黨實際上是“黨權”往往受到軍權、政權的製約，黨權無法決定政權、軍權。施存統說，“我客觀地觀察現存的時事，並沒有看見什麼‘以黨治國’，我們所能看見的，多半是‘政府治黨’，‘以軍治黨’，以至於土豪劣紳貪官汙吏投機腐化分子底治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正是國民黨內部黨、軍、政出身的各種勢力鬥爭頻仍的時候。以“黨治”而論，自然是要求以精通“黨義”、道德高尚的黨的領袖來決定政治，然而蔣介石地位的竄升和地方割據的現實使得政治的決定往往取決於軍事，“黨治”最終隻是一句空話。
更嚴重的是，“黨治”、“訓政”等名號，已經成為了知識分子和大眾普遍反感的政治符號，因此缺乏黨外的支持。胡適認為中國是一個“名教”的國家，“‘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因此中國人容易輕信好的口號和宣傳。同樣地，對於那些臭名昭著的名號，中國人也是敬而遠之，而不願意去細心考察其實際究竟如何。“君權”是這樣的壞名號，故而想做皇帝的袁世凱在一片唾罵聲中迅速倒台；“憲政”也因為民初混亂的政局而頗受民眾的遷怒。在楊公達看來，不幸“黨治”的命運也是其“實”難符、其“名”先壞。
“國難會議”期間，國民黨麵對民主化的呼聲，最終承諾順從民意召開國民大會。《時代》的一批學者此時也不得不從“黨治”的立場退縮，宣揚起了“調和論”。楊公達說，“最低限度在這個國難會議期中，我們自甘落後的承認：我們不是革命主義者，我們是改良主義者”，“我們不是倚牆派，我們是折衷派。”《時代》的態度傾向於在“黨治”和“民治”之間的調和，“所以在這黨治與法治爭鬥激烈的當兒，國民黨最好是將黨治的權力，交出一部分來，讓與急待召集的國民代表會，使這個代表法治主義的機關，與代表黨治主義的國民黨，互相調和，互相控製。”“黨治”和維護“黨治”的言論在中國處境之尷尬便可見一斑了。
3“國難”與結束“黨治”的呼籲
“國難”之際，國民黨的“黨治”麵臨著嚴峻的形勢，黨內也在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同時，思想界興起了繼《新月》派以來批評“黨治”的又一個高潮。在批評“黨治”的深度和廣度上，思想界的這次行動都顯得更加集中和深入。
（一）“黨治”的衰退與國民黨的分化。“九一八”事件觸發了中國政治的全麵危機，首當其衝的就是國民黨的統治受到了知識分子和輿論的普遍質疑。內政困窘、地方割據、經濟殘破、領土喪失，至少從“黨治”的政績上看，國民黨已經徹底失敗了。因此“有名無實”的“黨治”，迅速成為了國民黨沉重的政治負擔。
然而，這隻是“黨治”危機的爆發點而已。如果我們更深入來思考國民黨的危機的話，實際上國民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過程，也是它政治能力不斷衰退的過程。在革命時期，國民黨利用蘇俄的組黨經驗曾經成功地動員各個階層參與了革命。但是在執政之後，國民黨則必須疏導和緩解各種被調動起來的政治參與的意圖。這可以訴諸於兩種方式：其一，維持“黨治”的局麵。在縮小政治參與範圍的情況下，加強黨的組織能力、重塑黨的精神，以擴大它的號召力，增強民眾對國民黨的信心，把在革命中動員起來的政治參與熱情轉化為對新興政權的信任。其二，力圖擴大政治參與的範圍，迎合知識分子要求民主化的呼聲，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在這兩種方式上的不同選擇，也造成了國民黨內政治力量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