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梅思平、楊公達等人的意見，“黨治”當然是不可以立即結束的，因此隻有在此前提下，考慮在政治製度的安排上，如何實現由“黨治”到“民治”的平穩過渡。“國民代表大會”就是實現向憲政過渡的重要機構，隻是目前它尚不能像孫中山設想的“國民大會”那樣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必須置於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之下，而與中執委中央政治會議同級，並列居於國民政府之上。梅思平的意思是，應該先將財政權和一部分外交的監督權力給予國民代表大會，而立法和行政指導監督的權力仍然歸中政會，實際上最後決定權仍由國民黨掌握（國家最高機構仍然是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他認為，從西方議會的曆史經驗來看，最初也都是由先爭得財政權進而到獲得立法權的，國民代表大會也可以仿效而行之，以求漸漸成為真正的立法機關。
關於國民代表的選舉，楊公達的論述最為詳細，他的基本判斷是不能實行普選製，而必須限製選舉的資格。他說，中國民眾的政治能力參差不齊，都市裏知識分子比較多，政治知識要強於鄉村，因此在都市適用直接的職業選舉，在農村適用間接的普選製，“僅一種選舉製度不能適應中國的複雜環境，必職業代表主義與地方代表主義同時施行，始克辦到民選的相當結果”。這實際上是以所謂“政治能力”為出發點的有限製的選舉權。以都市為選舉的傾斜方向，其結果必然是來自都市的代表成為國民大會的主角，這自然可以使得都市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得到更多的政治發言權。這未嚐不是一種可行的方針，同時，也有利於選舉的順利開展和國民大會職權的有效實行。
然而，這種“調和論”卻存在一個危險，即如何保證“黨治”與“民治”能夠和平相處，以實現順利過渡？薩孟武已經看到問題所在，從理論上來說，國民大會是代表“民意”的，而中執委和國民政府都是決定於國民黨的，因而其必然代表了“黨意”。如今國民大會有預決財政的權力，則至少具備了監督政府政策行為的能力（雖然暫時還沒有彈劾政府的能力）。如果國民大會對政府的議案投不信任票，那麼政府為了保障其運作，必然求助於國民黨中執委，其結果不是解散國民大會，就是解散政府。政府由國民黨組織尚可取得意見一致，若是國民大會遭再三解散，仍然無法達成對政府的支持，則“黨意”與“民意”的對立就難以解決了。雷震也指出了國民大會可能處於極為尷尬的地位，不過他根本認為“訓政”時期還未能結束，國民大會的設立是多此一舉。“訓政”就是實行“黨治”的，國民大會與訓政是無法調和的，“黨治與國民代表會兩者，正如水火之不相容，如要行國民代表會，自非取消黨治不可，如不放棄黨治仍舊實行訓政，則不能談國民代表會”，而設立國民大會不過是國民黨為了應付在野各種勢力的壓力而已，“而驟於訓政時期設立國民代表會，在理論上固自陷於矛盾，在實際上顯係自殺行為，是可為，而對於取消黨治之要求又有何不可承認？”雷震的意思，國民代表大會的政治許諾一旦兌現，國民黨的政治地位亦會受到根本威脅。
關於國民代表大會地位的討論，是1930年代知識分子主動思考“憲政”問題的第一次高潮，而其中所做的一些製度上的安排，確實有其可行的地方。然而現實是這種製度的安排沒能得到實現，其中的原因頗為複雜，它關係到憲政在整個現代中國的命運，無法在這裏詳加論述。但是應該看到，這畢竟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權提供了機會，至少開啟了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進行合作一個典範。實際上，抗戰爆發後所設立的“國民參政會”在一定程度上是這一友好合作傳統的延續。當然，“國民參政會”所籠絡的知識分子雖然眾多，但是其性質卻不是一個類似議會的立法權力機關，毋寧說是個以備谘詢的顧問性的組織。總之，在國民黨的黃金十年中，實現“憲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國難”的緊迫一再打斷了這一進程。“國民參政會”實現了知識分子參政的願望，然而半壁江山的淪陷，使得進一步的民主化的要求沒有實現的條件。戰事所需要的是權力的高度集中，而憲政則必須有和平的社會秩序和一定程度上的“分權”。正如陶希聖所指出的，“國難”會議前後關於憲政的討論，是一個爭取民主的運動，“我以為大家應發展民主鬥爭，爭取言論及組織的自由，這次保障自由案及國民大會案並提，便是這樣一個意思”，並且號召進一步擴大鬥爭，“堅持普選國民大會的口號，則在社會和政治正在動搖的今日，一線生機是擺在我們的麵前的。”這或許才是知識分子最為看重的意義所在。
（二）關於憲法草案的思想體係。“國難”會議之後，同年底的四屆三中全會上決定由立法院成立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一部憲法草案，以備預定於1935年召開的國民大會上通過並頒布。1934年3月1日憲法草案初稿公布，由全國公開討論，於是引起知識分子對於製定一部什麼樣的憲法的大討論。這部憲法草案由吳經熊等人擬訂，可以看出，他們試圖將以往西方憲政中的優良傳統，以及20世紀以來民主政治所發生的一些變化，加以融會貫通，希望能夠繼承西方憲政好的方麵，而盡量避免其已經表現出來的種種弊端。然而問題在於，即使同樣是憲法，西方各國亦采取不同的模式。以政體而論，實行總統製還是內閣製？即以立法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關係論，以立法決定行政，還是使立法從屬於行政？這些問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解決辦法，若是想收眾家之利，而湊成一部融會各家之長的憲法，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卻造成種種實際的矛盾。吳氏主持的這部憲法草案的問題也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