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這方麵的研究很多，一般中國現代史或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著作，都有“民主”與“獨裁”論爭的內容。主要論文可以參見雷頤：《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困境——三十年代民主與專製的論戰透視》，《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顧昕：《民主思想的貧瘠土壤——評述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戰》，收於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
②當討論一個曆史事件時，必須要將其置於長時期以來形成的結構特征中。如果說獨裁與民主的論爭是曆史事件的話，那麼30年代國內外政治變遷和社會思潮的動向就屬於決定這場討論的那種背後的結構特征。這個事件隻有放置在這個結構特征中，才能顯現出它的意義。
③在《獨立評論》發起這場論爭之前，中央大學法學院的一批教授興辦的《時代公論》已經對於獨裁的性質、作用、可行性進行了討論，他們的“獨裁”理論卻少有人加以係統的論述。
④“思想界”的主體是知識分子，他們通過興辦同人雜誌（如《獨立評論》、《再生》、《時代公論》等），討論中國政治出路問題。
⑤鄭林莊：《美國人士的新狂熱——Technocracy》，《〈申報〉月刊》第2卷第4號，1933年4月15日。
⑥馬季廉說，“美國政治，漠視消費者的利益，而完全受生產者支配，實為極明顯之事。”參見季廉：《杜威博士論美國應組第三黨》，《國聞周報》第八卷第二十三期，1931年6月15日。 ⑦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NewYork：Toronto，Rinehart&Company，inc.，1994。
⑧陶希聖認為1936年的國際格局已經漸漸劃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法西斯主義國家，一個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國家，西班牙的內戰正好是兩個國家陣營之間的較量。參見陶希聖：《再論分化與團結》，《大公報》星期論文，1936年8月23日。
⑨參見全鼇：《世界經濟恐慌中一個沒有失業的國家》，《國聞周報》第九卷第六期，1932年2月1日。
⑩“統製經濟”即是計劃經濟（PlannedEconomy）。何廉指出“統製經濟”的稱呼來自日本，他認為“計劃經濟”的提法更合理。參見何廉：《計劃經濟》，《大公報》經濟周刊，1933年12月27日。
蔣廷黻在1930年代的曆史研究中，主要關注了遠東蘇俄、日本和中國的關係。1936年他還帶著民國政府的使命出使蘇俄。詳見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院，2003年。
錢端升：《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
季廉：《社會革命之危機》，《國聞周報》9卷6期，1932年2月1日。
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1卷3期，1932年7月20日。
諸青來：《對蘇聯的另一種觀察》之“編者按語”，《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如何實行統製經濟》，《大公報》社評，1933年9月10日。
參見盧鬱文：《如何調整經濟統製的機關》，《大公報》（三版），1933年10月7日。在此之前國民政府曾於1928年設立了管理、監督全國建設事業的建設委員會，其職權為“凡國營事業，如交通、水利、農林、礦冶、墾殖，開辟商港、商埠，及其他生產事業，需設計開創者均屬之”，全國經濟委員會與其在職權上有重疊的地方。顯然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設置在適應“統製經濟”思潮的要求。
記者（張君勱、胡石清）：《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1932年5月20日。
當時的德國希特勒剛剛上台，其政治動向還未明確。這裏的“法西斯主義”主要是墨索裏尼的政府模式。
Fascis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Fasces，是指古代羅馬長官出巡所用的一種儀仗，代表了權力和光榮。芸生：《何謂“法西斯蒂”？》，《大公報》，1932年7月25日。
參見（美）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
張佛泉：《訓政與專政》，《國聞周報》第十一卷三十六期，1934年9月10日。
芸生：《何謂“法西斯蒂”？》，《大公報》，1932年7月25日。
張君勱：《童司幾氏“學術上之真理與政治上之獨裁”一文之介紹辭》，《再生》2卷10期，1934年7月1日。
邱昌渭：《法西斯蒂的組織與理論》，《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三十六期，1932年9月12日。
楊公達：《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第4、7、11號。
共產黨在國共合作時期，對於國民黨的地方動員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保證了國民黨的活力。而蘇聯在建立一個“全能主義”的政黨方麵，也給與國民黨以極大的指導和幫助。關於國民黨“黨治”的失敗，參見施存統：《理想中的以黨治國》，《革命評論》第十六期。
引自馬季廉：《認清自己的失敗》，《國聞周報》第九卷四十九期，1932年12月12日。
楊公達：《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第4、7、1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