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從蘇俄歸來後，確實已經導向了鼓吹“獨裁”政治。“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信仰，使得他一旦確立了最終的目標就會一往無前，並且表現出那種“專斷”的意誌。丁文江相信必須在中國建立一種科學主導的理性化的社會秩序，他的一生都在為此奔波，他為中國科學的體製化作出了一係列偉大的貢獻，他死時仍然戰鬥在地質科學的戰線上。他所訴諸建立的現代國家，是一個科學家具有重要地位的“專家政治”的國度，因此他讚同蘇俄的專製明顯受到蘇俄重視科學的影響，他指出：
（地質探礦聯合局）單就地質家和工作隊的數目講起來，蘇俄比我們多一百倍……（經費的數目）這個數目恰巧比我們實業部發給地質調查所的經費大一百倍！以前世界最大的地質調查所是美國。經費最多的時候，到過兩百萬元美金，但是這是連土地測量的經費在內。所以就是拿英國標準，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地質機關。
蘇俄將大量資金都投入到科學研究中，以科學技術的更新為推動國家現代化的主要動力。而科學家在蘇俄社會中的地位也很高，他們享受著很好的待遇。“知識”的力量在新蘇俄得到了最好的表現，這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無疑是最具說服力的。建設人才的需求是緊迫的，這在蘇俄的教育政策中，表現為對於專門技術知識的重視。蘇俄的高等教育特色，其一是速成，即縮短學製；其二是專門，即普遍設立各種專門學校；其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無不體現了為建設培養急需人才的導向。即使在一般民眾中間，國家也很重視培養他們使用機器的基本技能，蔣廷黻記下了一個有意思的場景：
有一次，我去參觀一個訓練機構，訓練人民將來到工廠中去作工。負責人告訴我說蘇聯大多數的村民從未使用過機械，因此，在他們到工廠前需要給予初步訓練。此一想法予我極大興趣，因為中國農民同樣的也不善用機械。訓練機構很大，工作也很繁雜。首先是訓練農民使用鐵錘。他們告訴我說普通蘇聯農民在用右手持鐵錘錘擊釘子時，都不敢用左手拿釘子，怕錘到手。他們已經設計出一套辦法來克服這種心理恐懼。其中包括在釘子上加個把手。第一支釘子上加上十寸長的把手，第二支釘子上加上九寸把手，第三支釘子上加上八寸把手。一旦農民被訓練得能夠正確的錘在釘子頭上，就可以去掉釘子上的把手。我看見釘子上配著尺寸不同的把手。由於這種方法很妙，使我禁不住大笑。
由於建設的需要，大量的農民被迫進入工廠，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以國家強製的方式解決了。這樣國家就象一部有機的機器，整個社會都在這部機器的支配下運轉，蘇俄以舉國之力來投身於建設一個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這無疑在丁文江、蔣廷黻等尋求中國富強的知識分子眼裏，是可以為中國所借鑒的一條新的道路。尤其是蘇俄以國家計劃來發展“國防”事業的有效成果，更是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塔林硬要蘇聯的人民忍著饑寒把全國的力量集中於重工業。此中主要的緣故是國防。”到了“一五”計劃完成的時候，蘇俄的“國防”已經初具規模了，人民所受的的苦也終於得到了補償。丁文江發表的一係列有關“國難”的文章中，都強調了要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付出丟失領土的代價也要加強中國的國防事業，以忍辱負重的心態積蓄抗戰的力量。而蘇俄正提供了一個榜樣。蔣廷黻在歸國後，也一再從國防建設和建立一個強大的民族經濟的角度出發，對蘇俄的計劃經濟大加倡導，當然在他關於中國如何改革土地問題的一係列文章中，也一再強調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明顯是從蘇俄農村革命得到的啟示。他對於斯大林所建立的“民族主義”的團結機製讚許有佳：
民族主義，從心理上看起來，是個自禦的機構。一個民族不被壓迫，他就無須自禦，他的民族主義就不走極端了。世界尚若有個大同的日子，大同的政治方式我想離斯塔林的政策不遠。
蔣廷黻也許高估了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他當然無緣了解斯大林主義民族壓迫的一麵。但是，在此他或許想到的是中國麵對日本侵略下的四分五裂，中國內部的團結機製未能有效的形成，又如何進行“自禦”的反抗侵略的戰爭？
在“國難”的緊迫形勢下，中國需要的是塑造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同時使得中國走向現代化。在30年代知識分子眼裏，蘇俄無疑完成了這兩個任務，集中表現為大力發展出了一種民族自主的經濟。實際上，思想界開始把斯大林所取得的成績與他的前任和同時代黨內的競爭者相區分，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宣揚的是“世界革命”的話，那麼斯大林則退縮到了“民族主義”的軌道中來；如果說一切“公有化”的社會政策為列寧及其“左傾”的追隨者所主張，那麼斯大林則退縮到一定程度上承認私有財產和市場作用的“新經濟政策”中來；斯大林還想法緩和了緊張的階級矛盾。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被思想界的社會主義者視為是向他們的“主義”靠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