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重要問題，是由環境政治理論揭示出的環境汙染的責任及保護環境所需資金的來源問題。墨西哥等多數拉美國家認為，造成拉美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環境汙染的主要責任在於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拉美的經濟盤剝、資源掠奪和轉嫁公害是造成拉美環境汙染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國等國卻竭力否認，認為主要責任在於拉美國家本身。拉美國家則認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是拉美和發展中國家環境汙染的主要責任人。環保的資金應主要它們來支付，而且要求減少在拉美國家境內對某些自然資源的開采，並為保護環境向拉美國家提供非盈利性的有關環保技術，不能附加政治、經濟條件。但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千方百計推卸責任，不肯為解決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環保問題拿出資金。因此，這個重要問題與前兩個問題既有一些關係，同時也存在著重要的區別。
與“可持續發展觀”的相似之處在於，重視國際關係中由於生態問題的嚴峻化所帶來的相互依存過程及其深遠後果；不同的地方是，後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如環保組織、綠色和平運動、動物保護機構以及跨國公司等集團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不論消極或積極的作用），對國家扮演的傳統角色則有所批評、有所否定；而且，更強調國際社會的“進步”、“演化”和“質變”等術語包含的可能性及意義。
與可持續發展的“國家生態安全”考慮相比，目前的環保責任更多地是要把關注焦點放在“族際安全”、“人類安全”、“物種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層麵，這種安全範疇當然遠遠超出了狹隘的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國家安全的範圍。在這一相對較新的角度上，墨美的環保責任問題，與國際關係分析單元和分析途徑（如國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權現象、國內國外的嚴格區分、政治經濟的涇渭分明等）有關，或者與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單元和途徑（如世界多元主義群體的崛起、各種國際NGO的出現和活躍、區域之間的利益聯合、國際合作與國際製度的新形態等）聯係在一塊。墨美的生態環境危機與其說是一種自然現象，不如講是一種人為結果，是以國家形式管理和開發地球環境的不當所致，所以，解決或緩和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是改進原有的墨美的政治結構和思維方式。逐漸把立足點從“主權國家”放到“國際社會”，建立與舊時代有別的全球主義世界政治文明（包括開發資源方式、生活消費方式、群際交往方式、學習及適應方式等）。
二、墨美間環保方麵存在的分歧
近些年來墨美雙方由貿易導致的環境問題上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出口產品結構。墨西哥的初級產品出口是以對本國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為代價的，而美國為了保護本國的環境資源，以低於資源價值的市場價格向墨西哥購買。一方麵，資源開采過程中的損失和資源價格以外的價值均由墨西哥承擔；另一方麵，初級產品加工而成的製成品又高價賣到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美國從中獲取高額利潤，結果使墨西哥的資源消耗得不到補償和維護，加劇了墨西哥的環境惡化。
第二，汙染轉嫁。由於墨西哥的環境保護法規和標準比較寬鬆，美國的企業為了逃避國內較嚴的環保法規，將某些汙染嚴重的產業或國內限製或淘汰的技術或產品轉移到墨西哥，不僅加重了墨西哥的環境問題，還使他們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失。冷戰後墨西哥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像皮革、電鍍、印染、化工等“汙染密集型”的企業分別占企業總數和投資總額的很大比重。
第三，美國利用環保標準、環保標誌和市場準入等條件作為貿易保護的借口，形成一種隱蔽性的“綠色貿易壁壘”，為西方國家的市場罩上一層巨大的保護傘，把墨西哥的許多產品擋在了門外，使其貿易狀況進一步惡化。
第四，美國在世界環保市場中憑其雄厚的經濟技術實力而擁有霸主地位，龐大的綠色市場被他們捷足先登，而墨西哥的環保技術和產業剛剛起步，實力薄弱，處於競爭的不利地位。1992年，國際市場上交易的環保技術和產品達到2500億美元，而僅美、德、日三個發達國家就達1500億美元，占世界市場總額的60％，這還不包括英、法等其他發達國家。由此可以看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
第五，環境因素正成為國際社會中優惠貸款、國際投資、無償援助的重要條件，影響著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如世界銀行的貸款政策傾向於環境保護：一是要求一般貸款項目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價；二是優先給環境保護項目提供貸款，在期限、利率、還款條件上給予優惠。而這些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利於美國等發達國家，卻把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限製其外的。
由此可見，墨美雙方在貿易與環境問題上的分歧，歸根結底是發達國家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主張衝突在新形勢下的反映。一方麵，美國等發達國家要維護其在國際貿易中的既得利益和日趨衰弱的夕陽工業；另一方麵，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要繼續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實力，增強其在國際貿易格局中日趨上升的戰略地位，達到最終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社會理應譴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鼓勵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