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區域化合作的加深
墨美坦誠麵對不協調的環境對邊境區域的影響；增加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在易得、準確、及時的環境信息製約下開展墨美公開對話。
由於作為NAFTA成員的美國和墨西哥意識到了為自身和子孫後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實施綠色技術和市場機製來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區域性的環境問題解決取得顯著成就，並最終增加了國民財富。與此同時，通過NAFTA墨美兩國還有效地實施了環境法。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和世界解決這種問題的新的努力，使墨美關係發展從根本上有別於以往兩國內部的政治過程，而且舊的國家內部政治的認識受到越來越強烈的衝擊。墨美兩國越來越意識到，在全球化時代，墨美關係與兩國內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過程之間，存在著日益強烈的互動關係，這種關係使每個國家成為國際社會整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具有了某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內在結構，並且，逐漸消蝕著、侵割著、淡化著傳統的國家邊界和政治分野，把兩國內部各個領域的各種變化在全球範圍內折射、放大和再現。因此，墨美雙方都積極麵對全球共同的挑戰，把自己小環境與國際大背景聯係起來加以對待。
如果說內河汙染、森林亂伐、生物物種滅絕，還可以看成是某個國家內部的問題，至多對周邊區域造成一定影響，那麼，國際水域的汙染、大片森林地區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絕種的影響便大大超出單獨的國家，甚至是殃及整個人類乃至整個地球的生物圈。墨西哥生態條件正急劇惡化，人為造成的自然災害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從短期和局部後果上看，它嚴重危及到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和政治穩定，從長期和更大範圍觀察，它有可能導致可怕的戰爭衝突、難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傳染等威脅。換句話講，生態環境安全的觀念，已經無法簡單按照舊的國內衝突與國際衝突的界限，或者軍事威脅與其他形態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劃分和對待。在國家利益的認同問題上，傳統觀念的一個判斷——國家實力大小決定國家所獲得的利益——由於生態環境危機的加深同樣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強大的美國，也有可能在生態恐怖麵前束手無策或遭受嚴重的打擊——假如這種威脅來自臭氧層的遭受破壞、或者海平麵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種可怕的生物物種對人類的難以抵擋的侵害的話。顯然，在生態危機麵前，不可能完全根據國家的實力大小和傳統地位，確定什麼樣的程度有害、什麼樣的程度無害的問題。在生態環境政治學裏麵，更多地是根據科學與政策的關係作出判斷；國家的“環境學習”不得不適應於科學的揭示，國家利益的塑造必須服從於自然的法則；國內行為者的角色和國內的價值經常不得不與國際上生態環境的尺度協調，內部的議事日程常常不得不與國家對外的生態方針一致。
從墨美環保合作與環境外交的現狀和前景來看，任何生態環保製度和措施，最重要的是考慮它們的貫徹和效能。“傳統的關注點”在於製度的構成、製度與權力的聯係、製度延續的因素等方麵，但問題在於如何使這些製度行之有效。建立有效的區域合作便是其中的一條道路。關於NAFTA與墨西哥的環境問題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目前就NAFTA對墨西哥影響的各種評價中，無論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都將環境保護問題列為一項主要的評價指標。其實，1992年8月美、加、墨3國領導人就簽署了NAFTA協議，但是一直拖到1993年3月完成了追加的兩個補充協議的談判以後，才為各國議會通過掃清了道路。而追加協議的目的之一就是關於環保問題。NAFTA實施10年來的結果顯示，在墨西哥客戶工業企業區域的環境問題的確令人關注。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除了墨西哥政府的監管力度以外，還有待NAFTA繼續做出一致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