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冷戰後墨西哥的發展與對美外交
墨西哥是拉美的大國之一，由於與美國相鄰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得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較之其他拉美國家更為特殊。“二戰”前的被侵略、幹涉與暫時性合作的波動性關係，在冷戰後基本定型為天然“相互依賴”的夥伴時代。其實，墨西哥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怎麼會與美國這樣一個發達國家“相互依賴”呢，無非是“新帝國主義”的一種遁詞而已。另外，從墨西哥本身來講，80年代的債務危機使社會貧困問題更加嚴重。1989年12月，剛剛就任的薩利納斯總統就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社會福利方麵，發展醫療衛生、營養、教育、住房和製定土地所有權的立法；二是在生產方麵，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發社會資源，大力支持農業、畜牧業、鄉鎮企業、漁業、木材業、礦產和小型工業的發展；三是在地區發展方麵，建立有地區影響的基礎設施。然而，仍然存在社會不公現象，社會兩極分化加劇。1994年底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國家陷入困境狀態。
自1994年NAFTA生效之後，墨西哥進入與美在多領域進行合作的時代。同年12月，塞迪略執政後，經濟仍然困難，直至1997年。進入2000年7月，墨西哥人迎來了新一屆總統——維森特·福克斯·克薩達（國家行動黨），國際輿論界對福克斯當選的政治意義給予很高的評價。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能夠代表美國學界和政界的基本看法。他指出：“事實證明，NAFTA的影響不隻在經濟上體現為實際收入的增加，在政治上它體現得更為成功，他給墨西哥的改革者一種成就感，可以寄希望於將來的成就感。福克斯的成功證明了一個向世界開放的國家，其商業的運作更少依賴政府的庇護，公民對政治有了更理性的認識。其結果實現了向民主的和平過渡。”
墨西哥的發展已與NAFTA不可脫節地聯係到一起。在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美國學者來看，NAFTA將墨西哥納入到北美，確切地講是美國所設定的發展軌道中，在其實施的11年間，促進墨美經貿關係的不斷發展，而且實現了墨西哥政治開放的目的。在他們看來，似乎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在NAFTA尚處於談判階段，美國的西半球事務委員會主席、國會議員羅伯特·托裏塞利就明確提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而且必須是民主國家俱樂部，我們有權相信，墨西哥能夠且一定會建立一種民主製度。”顯然，通過NAFTA的執行，以自由貿易推動墨西哥的政治改革是美國政府追求的一項長期目標。
墨西哥的勞工問題是NAFTA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同樣也是影響墨美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1995年和1996年墨西哥政府向美國提出進行關於季節工人計劃的談判。但是美方認為，邊界地區的攔截行動在抑製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方麵證明是成功的。在NAFTA的談判中，美國國內反對自由貿易的一派對墨西哥執行的勞工政策和勞工標準大加指責，其用意是擔心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中，墨西哥的低工資生產具有價格優勢，一旦放開價格限製，將對美國國內的同類產品造成衝擊。因此，在NAFTA談判中勞工問題成為談判的焦點。另外，上世紀60年代，墨西哥政府實行的邊界地區工業化計劃推動該地區進入現代發展的新階段。三十多年來，墨美邊境地區的發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進入90年代，NAFTA的執行使得美墨經貿聯係更加密切。現在，美墨貿易往來的90％以上需經過邊境地區。邊界地區的經貿往來日益繁忙。然而，邊界地區的基礎設施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更新，道路、橋梁、公共供水、學校等公共服務設施嚴重老化，不堪重負。同時，伴隨著經濟發展，邊界地區的環境汙染日益嚴重。基礎設施老化、環境質量下降，成為製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環境保護成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和基礎，已被提上了議程。因此，最後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外，增加了兩個平行協議——北美勞工合作協議和北美環境合作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