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墨西哥政府與三十多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為客戶工業的產品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就客戶工業生產者而言，為了爭奪原料、爭奪市場，企業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普遍、非常激烈的。生產者競爭的動機是利潤最大化，其表現，一方麵是提高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減少勞動力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麵則是加強市場營銷，開拓市場，特別是服務於美國及新開拓的市場。客戶工業的發展，可以保證以有限的經濟資源配置實現墨西哥勞工就業最大化的目標。但帶來的負麵影響就是勞工的不良福利、邊境居住環境的汙染、製成品返回美國帶來的價格提升引起的美國內外貿易不平衡等現象。現在，為客戶工廠中的職工提供社會保障服務的責任部分地落到了雇主頭上。原來由政府負擔的社會服務的責任由客戶工業的雇主來承擔，出現了享受社會福利同勞資關係緊密聯係的新動向。對於前往墨西哥投資的美國投資商，盡管美國工人的收入要高於墨西哥工人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在墨西哥公認的低工資的背後，還有政府明文規定的墨西哥工人應該得到的津貼，包括保健、退休金大約占到60％～80％，相比美國福利，平均占到37％，而這些福利是需要雇主付出一定成本的。雇員依賴公司提供勞保更加有利於雇主控製工人，這也是為什麼客戶工廠中勞資糾紛較少的主要原因。客戶工業長期以來繳納雙稅，增加了生產成本，降低了銷售利潤，影響了企業競爭力。
鑒於此，墨美已進行了深入合作，針對美國的大公司在墨西哥設立的分公司進行稅收改革，主要是消除墨西哥和美國對客戶工業的征稅重疊的不合理現象。美國在墨西哥的實體不被視為是美國的子公司，客戶工業的附加值生產收入將部分地從美國轉移到墨西哥。在此之前，墨西哥客戶工業中附加值生產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客戶工廠付給工人的工資，現在原先投資者繳納給美國稅收當局的部分稅源已轉到了墨西哥。這一現象也是墨美處理雙邊客戶工業中存在的一係列問題的良好開端。
第三，墨西哥政府還通過發展客戶工業促進眾多的稅收和支出活動的發展，運用一係列的政策手段來影響經濟。如稅收、公共開支以及國家參與生產如公共企事業。政府還可以運用直接控製手段，管製(如對公共事業、對價格和勞工工資的管製)、控製企業（如汙染、安全方麵或者工會的立法以及貨幣和債務政策）。這些政府活動領域也有實際的或潛在的重要性。墨西哥政府在運用各種手段時是混合使用的。如在汽車、鋼鐵、化工等工業企業造成空氣汙染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決定製造業必須遵循的防汙染的最低標準，也可以選擇按照汙染量收稅或者對生產無汙染汽車研究提供補貼的手段。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也以同樣的方式密切相關。
總之，墨西哥政府正在大力推進邊境客戶工業的持續發展，以此來解決邊界地區發展資金緊缺的瓶頸，並促進客戶工業飛速發展，避免由於地區技術設施老化造成的工業汙染，以及勞工福利保障差等問題。
第五節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看墨美關係的發展
移民和環境問題對於墨美關係的鞏固與發展至關重要。不僅關係到墨西哥與美國在多方麵的合作，也對邊境地區墨美兩國居民的生活與安全造成影響。在移民方麵，1990年美國國會的“國際移民和經濟合作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最終緩解移民壓力的最佳解決辦法，經濟發展本身在短期和中期內提高了人們的期望值和移民的自身能力，刺激了移民……”這份報告稱“經過這個階段後，在國內能夠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是消除移民壓力的唯一途徑”。在環境方麵，聯合國環境會議是人類就環境問題召開的一次世界性會議，這次會議的非正式報告鮮明地闡述了隻有一個地球的思想。報告指出：“我們已進入了人類進化的全球性階段，每個人顯然有兩個國家，一個是自己的祖國，另一個是地球這顆行星。”該報告認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強，環境的統一性日趨凸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必須學習並確立一些新的知識，即“關於分享主權經濟和主權政治的夥伴關係的新意識；關於必須超出狹隘地忠順於部族和國家的老傳統，而忠於更廣大的全人類”。1992年人類第一次環發會議發表的《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指出，這次曆史性會議正是“懷著在各國、在各社會各個關鍵性階層和在人民之間開辟新的合作層麵，從而建立一種新的、公平的全球夥伴關係的目標，致力於達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麵的利益，又保護全球環境與發展體係的國際協定，認識到我們的家鄉地球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各種理論和呼聲，均展現出墨美移民與環境問題麵對的國際背景，以及墨美關係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墨美關係發展的政治氛圍
墨美關係建立的政治氛圍主要體現在冷戰後，以美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理念為主導進行的製度創設上。美國是推行美墨區域合作理念的強大力量，也是冷戰後推動建立區域政治、文化、安全合作的主要旗手。因此，美國國內的政治、文化、安全製度的結構基本反應了當前區域化的思想基礎。美國在冷戰後還比較成功地將建立共榮的文化大氛圍與發展墨美關係結合起來，包括文化滲透、角色更換和教育共享等，特別是對其宗教、文明、曆史等諸多文化元素合法性的加以認同，來維護區域經濟合作製度的穩定。“9·11”事件的爆發再次證明了，即便像美國這樣號稱世界最具權力的國家也無法躲避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嚴重影響。鑒於公共問題數量多、領域廣，任何單獨的國家，哪怕是美國也無法獨自解決問題。同時，區域合作成員又具有所謂“搭便車”的偏好，加劇了合作分擔義務和成本的難度。因此，墨美關係也通過合作製度的安排進行相互文化利益的協調與合作。事實上，在相互依存日益緊密的今天，文化對美國而言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須，一個事實。換言之，文化合作意味著在尋求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取向的同時，必須互相關注對方的曆史沿襲，否則就很難達成協調和妥協。“9·11”後，美國領導的全球性的反恐鬥爭的實踐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9·11”事件發生之初，盡管各國參與國際反恐鬥爭有著不同的動機和目的，但絕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認為，恐怖主義對美國的打擊是對世界穩定和全球經濟發展的破壞，是國際秩序的公害。日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又提出新的議案，即將加強全民對西班牙、漢、阿拉伯等外語的學習，從文化角度強化國民對他國的深入了解，以培養全民參與國家安全及發展事務的意識，從而在事實上，更深刻地說明了當前美國因文化而生意識，由意識而促合作的新理念。冷戰後，墨美關係中體現出的既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又相互緊張、相互對立的關係，這種互動關係也隨著墨美兩國自身的發展而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