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生動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是中國共產黨人麵向新世紀的一部解放思想的政治宣言書，它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形態，是判斷當代中國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我們認為，發展馬克思主義必然會提出一些新的理論、學說和觀點，它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來的認識必然有所不同，可能會引起人們對是堅持還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爭論。問題的關鍵是，一個理論、學說是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不能隻看它所提出的理論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語錄、思想體係，而是看在實踐中是否推進共產主義事業發展，能否真正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能否代表先進的文化發展方向，能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換言之，能否把“三個代表”的理論真正付諸社會實踐。
一、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新展現
“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這是江澤民在慶祝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總結一百五十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發展曆史得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科學結論。“與時俱進”四個字，深刻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過程性、當代性，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指明了當代共產黨人所肩負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責任和曆史使命。
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後，是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還是以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經常引起人們關注和爭論的一個重大問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質要求，根據實踐的發展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前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社會實踐，不斷地開拓出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眾所周知，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突破性的貢獻，集中表現在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勝利論的修正和新經濟政策的及時提出。列寧在對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新的曆史條件，提出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問題。1917年，他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隻能是這樣。由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十月革命勝利後，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列寧基本上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他認為：“社會主義要求消滅貨幣的權力、資本的權力，消滅一切生產資料私有製，消滅商品經濟。”他在1917至1920年初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並付諸實踐。不久，由於國內戰爭的爆發和外國武裝幹涉，蘇維埃政權迫不得已建立了“戰時共產主義”體製，在全國範圍內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來代替貿易，把全體居民組織到生產消費公社中，統一分配一切必需品。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招致農民的強烈不滿，對此，列寧及時作了反思。他說：“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1921年3月，俄共舉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製的決議》。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列寧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出了許多帶有根本性的深刻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結論性的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與時俱進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品格。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突破了俄國革命由城市到農村的模式。這裏的“時”，指的就是二十世紀中國這個特別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城市是敵人的勢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城市搞革命暴動無疑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的過程中，逐步把握了中國革命不同於俄國革命的獨特國情，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發展道路。新中國成立後，在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轉變道路的問題上，毛澤東同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他從中國革命的曆史和現實出發，分析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的二重性，創造性地把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的思想，實現了對製度改造與對人的改造的有機結合。但是在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毛澤東的主觀認識越來越脫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接連發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直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錯誤。這也從反麵說明，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能與時俱進，也會犯這樣那樣的嚴重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