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對落後國家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論述，最早見於恩格斯1875年寫的《論俄國社會問題》一文。1861年農奴製改革後的俄國，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尖銳，俄國民粹主義者展開了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他們認為，俄國社會的前途應是社會主義。他們的論據是，當時俄國社會還大量存在農村公社，在這種農村公社中具有社會主義的胚胎，農民有著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思想，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苗子。因而，俄國應以農村公社為起點，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為此，他們寫信給恩格斯請求指導，作為回答，恩格斯寫了《論俄國社會問題》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駁斥了俄國村社派的思想，指出村社派所設想的將從氏族製度保持下來的農村公社作為社會主義的胚胎，自身就可以生長出社會主義，這種想法是荒謬的。農村公社並非俄國所特有。在世界各個民族的低級發展階段曾廣泛存在。一般來說，農村公社的前途應該是私有製的充分發展。俄國農村公社如果要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成為新社會的起點，也必須借助於西方工業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勝利，才有可能成為現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5頁。
恩格斯的分析並沒有局限在俄國，他把整個視野放在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改造社會的實踐，對此，恩格斯認為，空想社會主義者失敗的最大原因，在於他們違背生產力發展規律而自行設計出一套很完美卻脫離現實的社會改造方案。他說：“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美的社會製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範示範，把它從外部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製度從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同上，第299頁。
非洲村社社會主義者的理論和實踐，同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者以及歐洲空想社會主義們的理論和實踐是相似的，恩格斯對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這種批判，完全適用於非洲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非洲的村社社會主義者，把非洲傳統村社製度的基本原則——“人道主義”和“平均主義”，誤當作社會主義的原則，要求加以“恢複”和“捍衛”，認為非洲在此基礎上可以超越“資本主義”和“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這顯然帶有很大的主觀空想成分。正是這種理論上的空想，導致奉行村社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選擇了過激的發展戰略、政策和措施，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停滯和倒退。
四、一種自身發展模式的探索
這裏仍然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雖然非洲村社社會主義者和俄國民粹主義者有嚴重的時代局限性，但不能就此簡單地對其進行徹底否定。無論是非洲的村社社會主義者，還是俄國的民粹主義者，他們都強烈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他們所提出的走一條獨特發展道路的主張，在今天看來，無疑仍然是深刻的和值得重視的，可以說，作為一種特定曆史的產物，非洲村社社會主義和俄國民粹主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民粹主義思想家在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中，提出強調自身發展的獨特性的村社製度，既是對歐洲1848年革命失敗的一種反思，對西方中心論的質疑，實際上也是把西方文化和俄國特殊國情的結合，是一種“西體俄用”。他們的社會主義簡單地說就是，西方的空想社會主義+俄國的村社。民粹主義的“村社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從最終結局看流於空想，但“村社社會主義”本身的理論意義不容抹殺，它標誌著俄國思想界對社會發展道路的探索，達到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從整個俄國解放運動的曆史來看，俄國平民知識分子革命運動，即民粹主義革命運動階段，實際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到來作了準備和鋪墊。
非洲村社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抓住了非洲走向現代化的關鍵突破點，即在非洲獨立後的社會結構中，仍大量殘存著傳統的村社製度，企圖通過對它的改造和利用，使之與現代文明結合起來。村社社會主義者將社會主義同捍衛和弘揚非洲的獨特性聯係在一起，強調社會主義的非洲個性和民族特性。一方麵，他們奉行村社製度及其價值觀，認為這是非洲固有的寶貴遺產，同時，他們又主張在村社製原型的基礎上，吸納人類的現代文明，以加速國家的現代化建設。
實際上，非洲的村社社會主義實驗，是非洲民族主義領導人根據自己的曆史條件和文化傳統，在非洲艱難的現代化征途中所做的一次大膽的嚐試和探索。雖然它存在不少失誤和缺點，並以完全的失敗而告終，但也有許多可取之處。它在維護政治解放、爭取經濟獨立、促進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教育文化事業等方麵，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的失敗，使非洲國家和人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曆史傳統，並為他們在現代化實踐中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提供了經驗和教訓，為他們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