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做出向蘇聯“一邊倒”的決定，明確地向世人宣告：中國共產黨在美蘇冷戰對抗中將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毛澤東為什麼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少學者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強調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理念以及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他們認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一代中共領導人對共產主義抱有強烈的信仰，信奉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學說，同情並認同斯大林與蘇聯共產黨，仇視資本主義製度，把中國革命視為俄國革命的繼續。由於這種意識形態取向的影響，在麵對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時，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自然地並且毫不猶豫地選擇與蘇聯結盟。強調中共領導人的革命信仰和價值觀念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共外交政策形成的意識形態根源，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共的國際戰略與國內政治鬥爭的關係。但是，外交政策的製定常常是決策人頭腦中已經具有的觀念與國際事態之間互動的產物。國際事態的發展可以印證或者改變外交政策製定人頭腦中的認知和看法。比如，美國戰後在亞洲采取的遏製革命的政策，特別是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對毛澤東的冷戰思維和決策就產生了很大影響。美國在日本的所作所為證實並強化了毛澤東頭腦中已經存在的對美國威脅的認識，勾起了他對曆史上日本侵華罪惡的回憶，加劇了他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敵視，堅定了他要與斯大林合作的決心。但是，瀏覽一下最近出版的有關冷戰初期中共外交政策的著作，卻很少能看見有作者論述美國的對日政策是如何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製定的。
本文認為，在解釋中共外交政策形成原因時，既應分析中共決策人的意識形態理念與看法，又應考察國際事態是如何作用於這些理念與看法的。在目前的中美關係研究中，存在著忽視美國政策對中共外交戰略的影響的傾向。為了糾正這一缺陷，本文將著重論述日本在中美對抗的產生與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重點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冷戰初期日本在美國遏製東亞革命的戰略中起什麼作用？美國重新扶植日本並將其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係的做法是如何影響中共領導人對美國意圖的看法的？美日同盟的出現與中蘇聯盟的產生有什麼關係？美國通過日本來遏製東方革命的做法是如何影響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定的？
日本在美國東亞戰略中的地位
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占領日本並開始進行民主改革。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美國占領當局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領導下，以美國民主模式改革日本的政治經濟製度和社會文化。具體措施包括：懲罰戰爭罪犯；釋放被關押在監獄中的政治犯，包括日本共產黨領導人；製定新憲法，剝奪天皇的實際作用，樹立“主權在民”的思想；廢除貴族頭銜，實行全民普選；開展土地改革，糾正農村土地分配不均的狀況，減少佃農的數量；解散大壟斷財團，削弱金融和工業巨頭；頒布有利於勞工的法案，允許工人自由結社和罷工，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保護女工和童工；改革教育製度，刪除教科書中的軍國主義和神道教內容，開除教師隊伍中的右翼分子；用美國文化，包括好萊塢電影，改造日本宣揚武士道精神的忠君尚武文化。
從1947年開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發生變化，政策重點從民主改革轉向扶植日本經濟的發展。導致美國政策轉變的主要因素是美蘇冷戰的加劇。1947年3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發表演說，要求國會撥款，以支持希臘和土耳其政府抵抗共產主義威脅。“杜魯門主義”隨之誕生，並成為美國對蘇冷戰的宣言書。它表明美國決心用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協助處於蘇聯周圍的國家抵抗共產主義的滲透。美國遏製蘇聯的冷戰戰略很快影響到其對日政策。為了在東亞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美國需要重新扶植日本的經濟，把日本的經濟資源和力量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去，使日本成為美國的堅定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