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在考慮和什麼樣的法國政治團體與個人發展關係時，往往先征詢法共的意見，以免中國的舉動會損害法共在國內的政治地位。特別是在1958年的選舉中，戴高樂處心積慮地打擊法共，收效顯著，法共獲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選票，隻有10名法共成員被選進法國國民議會。這是法共在曆次選舉中表現最差的一次，而在1956年的選舉中，有150名法共成員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鑒於法共在國民議會中影響力的下降，法共領導人不得不調整議會鬥爭策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組織街頭行動和工廠罷工上。
1958年中國外交部對法國國民議會議員貢特（A.Conte）要求訪華一事所做的反應充分地說明了中方要保護法共的意願。貢特是法國國民議會中的社會黨議員。1958年，在他的倡議下，國民議會重新成立“擴大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文化關係研究組”，由他任主席。同年6月16日，貢特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會見馮鉉大使，要求8月訪華，稱他希望同中國政府討論中法關係問題，返法後將向戴高樂彙報討論情況，以便戴高樂“作出重大政治決定”。他告訴馮鉉，他在來瑞士之前曾見到外交部長顧夫·德姆維爾（Couve de Murville）和總理辦公廳主任，並且他將在下個月參加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理事會上提出動議，建議所有歐洲國家承認中國。貢特還表示，他將在報紙上發表呼籲承認中國的文章。至於他為什麼急於要在8月訪華，貢特解釋說，9月法國要舉行修改憲法公民投票，所有政治人物都將為此活動和奔忙，所以8月以後他就沒有時間去中國了。
馮鉉向貢特闡明中國政府對承認問題的態度和立場，並問法國將如何承認中國。貢特答稱，一切問題由戴高樂本人決定。貢特雖然表示“不能承認‘兩個中國’”，但又說：法國沒有正式理由同台灣斷交，而希望在法國承認中國後，台灣能主動同法國斷交。馮鉉在給外交部的彙報中談了他對貢特的印象：此人“極端反動，堅決反共，支持戴高樂”。估計他要求訪華的目的是“在中國問題上取得政治資本和以此問題作為社會黨和戴高樂關係中的橋梁，同時通過此次訪問，了解我國態度，為戴準備在9月底法公民表決前打出一張外交政策的牌位”。馮鉉建議：為了不讓貢特獲得政治資本，“可暫拖延一時，推遲其行期，待確知戴本人意見後再考慮具體答複。妥否，請速示”。
外交部在給駐瑞士大使館的回電中，同意馮鉉對貢特要求訪華動機的分析，並就如何答複貢特作了指示。外交部的電文指出：“修改憲法公民表決是目前法政治中心，戴高樂派為了擊敗法共，爭取表決勝利，正試圖利用中法關係作為騙取選票的手段之一。估計戴目前不可能滿足我方條件，而且為了免於被動，可能在公民表決前不作明確表示，但將要求和我國進行某種官方或非官方的接觸，進行承認中國的籠統宣傳。”外交部指示駐瑞士大使館：“我們對戴高樂政府以及法資產階級人士此類試探的處理，必須遵循下列原則：（1）我反對美英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必須明確，不容模糊；（2）不能讓戴高樂政府利用中國問題欺騙人民，打擊法共；（3）在有利條件下利用法美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打擊美國。”
中國領導人明白，法國共產黨在殖民地獨立問題上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從道義上說，法共應遵循反對殖民主義的原則；但從國內政治角度看，如果法共大張旗鼓地公開讚同法屬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它在國內選舉中就可能失去很多選票。阿爾及利亞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在1950年代後期迅速發展。1958年，阿爾及利亞解放軍已經控製了阿爾及利亞國土的三分之二，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掌握了十幾萬軍隊。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於同年9月19日宣布成立臨時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法國外交部宣稱任何國家承認該臨時政府都將被法國政府視為“不友好的舉動”，繼一些阿拉伯國家之後，於9月22日成為第一個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非阿拉伯國家。在積極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同時，中國領導人也建議他們諒解法國共產黨不願立即和直接表示支持他們的苦衷。1959年5月2日，陳毅在接見由奧馬爾·烏西迪克率領的阿爾及利亞軍事代表團時說，法國共產黨“是支持亞非人民的反帝鬥爭，也支持你們擺脫從法國殖民主義統治的，從原則上看這不成為一個問題”，但是，“為了爭取選票”，法共不便“立即和明確地支持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鬥爭，他們往往采取另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