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帶宋之光去見鄧小平。鄧小平先談了挑選合適的駐法大使的重要性，強調“要選派政治堅強並有外交工作經驗的同誌擔任此職”。他接著指示宋之光早日赴法，首要任務是“驅蔣”，如果“驅蔣”拖延不決，中國將撤回代辦。為此，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宋之光在思想上做了留與撤的兩手準備。
實際上，在法國方麵，戴高樂也很著急，擔心如果台灣不作出斷交決定，導致中方變卦，將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於被動局麵。因此，法國政府要求中國代辦先去巴黎，以利於促使台灣方麵主動撤除其“外交機構”。2月6日，戴高樂在給蓬皮杜總理（Georges Pompidou）和德姆維爾外長的指令中說：“從國際法的觀點看，隻有一個中國；而且所有中國人，特別是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這樣認為。既然我們與北京政府協議建立正常的大使級外交關係，我們就認為北京政府是中國政府。對我們來說，有理由不承認台北代表機構的外交地位，並盡快向其告知此意，並為此進行相應的物質準備。”根據戴高樂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國政府通知台灣當局：一旦北京外交人員到達巴黎，台灣在法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同一天，台灣當局不得不采取主動，宣布與法國“斷絕外交關係”。2月15日，中法兩國臨時代辦分別抵達巴黎和北京。
中國領導人對中法關係正常化的進展表示滿意。2月17日，正在緬甸訪問的周恩來接見法國駐緬甸大使，請他轉告戴高樂：“我很高興中法正式建交，應對此表示祝賀。現蔣幫已同法絕交，這很好，正合我們原來的設想。”周恩來還評價了法國的曆史和文化，說：“法國人民是有很強的民族誌氣的，法國近二百年的曆史，把法國人民鍛煉出來了。法國的文化也有兩重性，一方麵它發展了殖民主義，另一方麵又以其大革命和支持美國獨立戰爭的革命傳統影響了殖民地人民。對於殖民主義，我們一貫反對。”
3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法國駐中國使館臨時代辦克勞德·沙耶時指出：中法雙方要痛痛快快地發展關係，要如期互派大使和發展其他各方麵的關係，這樣做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我們的相互了解才開始，要逐漸加深。隨著了解的加深，雙方文化、經濟、貿易機構可以進行更多的接觸.4月10日，中國政府將任命黃鎮為首任駐法大使的決定通知法國政府，並對法國政府任命呂西安·佩耶（Lucien Paye）為首任駐華大使表示歡迎。至此，中法關係實現完全正常化.
中國領導人在中法建交談判中，對台灣問題做了靈活處理，即在不要求法國先同台灣斷交的情況下與法國建交。中國領導人之所以破例這麼做，是因為他們考慮到法國是一個在國際舞台上有影響力的重要國家，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法建交可以幫助中國改善同第二中間地帶中其它西方國家的關係。但是，中國領導人並沒有把中法建交的模式看成是一個日後可以普遍適用的樣板，而是把中法建交的經驗當成為一個特別案例來處理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外交部在1964年3月17日發布的一個文件中，有一個明確的說明。文件分析了中法建交對其它第二中間地帶國家的影響，並指出警惕美國試圖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
中法建交後，對於我們在第二個中間地帶開展工作，進一步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造成了很有利的條件。目前，一些西方國家，要求突破美國的控製，改善對華關係的呼聲愈來愈高。我們應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對西方未建交國家采取更積極的方針，分別不同對象，進行爭取分化，擴大在第二中間地帶的戰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帝國主義。但另一方麵，美國仍在陰謀製造“兩個中國”，有些西方國家也認為“兩個中國”的作法，既能適應美國的需要，又可對付要求同我建交的輿論壓力。因此，在采取積極方針的同時，我們在具體作法上還應更加明確，以便徹底地粉碎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中法建交後，有些國家會試探我對建交的態度。我們認為，在建交問題上，對西方國家原則上仍應一律不采取主動。如這些國家向我試探，對同蔣幫有外交關係的，應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必須對方先同蔣幫絕交，然後才能同我建立外交關係，一般不再輕易采取中法建交方式。但在特殊情況下，如對方同美矛盾較深，同我建交影響較大，對我態度較好者，也不排除參照中法建交的方式加以運用。總之，既要充分利用這些國家同美國的矛盾，發展我對外關係，又要在原則上毫不含糊，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