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日記隻記錄了他和克萊恩、賴特談話的主要精神。賴特在會談後發給國務院的彙報中，對整個談話經過做了更為詳盡的描述。根據賴特的彙報，蔣介石在談話中對中法建交的後果和影響表示了幾個擔心：一是擔心對台灣軍民士氣的打擊，二是擔心共產主義影響在日本的擴大，三是擔心東南亞共產主義的氣焰。蔣介石強調：美國沒有意識到最近東亞惡化的局勢對台灣民眾和軍隊士氣的影響，中共將利用台灣低落的士氣來滲透和顛覆台灣，不動一刀一槍，實現“和平解放”，使得美國第七艦隊無用武之地。在談及日本在亞洲反共聯盟中的作用時，蔣介石指出：他沒有將日本包括在內，是因為日本的憲法不允許；共產主義在日本的滲透已經很深了，日本已經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池田政府控製，另一部分被共產黨控製；美國不應該低估日本在東方的作用。話題轉到東南亞，蔣介石聲稱：中法建交擴大了法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共產黨將利用法國的影響來破壞美國的行動，最後迫使美國撤出南越，而美國從南越撤退將對美國的聲望造成如此巨大的打擊，以至於不管美國如何保證，韓國和台灣都會對美國失去信任，士氣將大跌。蔣介石還用二戰後美國調停國共衝突的所謂曆史教訓來敦促美國在亞洲采取更積極的反共政策。他說他曾告訴美國調停特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如果美國不對共產主義采取強硬的政策，大陸就會淪入共產主義之手；同樣的道理今天也適用於東南亞和台灣。蔣介石還再次重申他反對“兩個中國”的建議：隻要不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麵，反攻大陸就有希望，台灣軍民的士氣就會高昂；“如果我們三年前采取行動收複大陸，那麼今天法國承認（大陸）的事也就不會發生了”。
很明顯，對蔣介石來說，中法建交所造成的危機既包括危險又包含機會。一方麵，法國承認北京對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地位帶來危險，對東南亞的反共力量構成危險；另一方麵，戴高樂的行動又給了蔣介石一個在美國人麵前再次強調反攻大陸重要性、再次強調在東南亞（特別是南越）遏製共產主義重要性的機會。蔣介石提出的建立台灣和南越反共聯盟的構想，目的就是要把台灣和南越變成一個戰場，迫使美國同意在南越的剿共行動中使用他的軍隊，從而為他的反攻大陸計劃創造機會。
蔣介石有關美國在南越必須堅決遏製共產主義的言論為美國官員的越南戰爭升級理論提供了證據，因為他們在向美國民眾解釋美國為什麼必須幹預越南時，用的是和蔣介石一樣的邏輯和說法，他們也強調共產黨奪取南越會產生的連鎖反應，即“多米諾骨牌”效應，他們也指出美國是否在南越頂住共產主義牽涉到美國在盟國眼中的“聲望”和“信譽”。也就是說，美國官員在談到越南問題時經常掛在嘴上的“多米諾骨牌”理論不是屬於空穴來風，不是一個僅僅用來掩蓋美國在東南亞擴張的幌子。起碼像蔣介石這樣的盟友就讚同“多米諾骨牌”理論。
1月31日，戴高樂在愛麗舍宮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詳盡解釋法國這麼做的原因以及中法建交的意義。他讚揚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有著悠久的曆史，創造了“非常獨特、非常深奧的文明”。法國應該“如實地承認世界”，不能無視新中國的存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刻已經到來。戴高樂還在講話中表達了對蔣介石的敬意。戴高樂的講話使蔣介石感到意外，他沒有想到戴高樂在宣布承認北京時還會美言他幾句，這使他那顆由於中法建交而傷痛的心得到一些安慰。其日記雲：“此次法‘匪’建交聲明後，不料戴高樂三十一日對記者會之談話以完全頌揚我功業與民族精神之偉大，次乃其與‘匪’建交對我外交上作答，對我大有助益，不僅為光榮的失敗耳。”蔣介石還記錄了他對蘇聯在法國承認北京問題上態度的觀察：“法‘匪’建交後，俄態表現雖冷靜，且認此為與俄和平共處之主張相符，但其內心對‘共匪’更具戒心與敵視，無疑此於我反攻計劃將更增加效用乎。”很顯然，蔣介石一直在密切關注中蘇分歧的發展，希望能夠在中蘇分裂中找到可以為他所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