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作出決定，放寬對華旅行限製，允許美國醫生、科學家以及公共衛生等領域的人員訪問中國，從而修正了美國政府從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就一直執行的對華旅行禁令。約翰遜為什麼做出這一政策調整？不少學者認為，約翰遜采取此舉是為了緩和來自盟國以及來自國內（包括政府幕僚、國會、輿論和學術界）要求調整對華政策的壓力。但“緩和壓力”說並不能圓滿地解釋約翰遜作出放寬對華旅行限製決定的時間問題，因為從1963年11月約翰遜接替肯尼迪擔任總統以後，他就一直麵對來自國內外要求調整對華政策的壓力，為什麼他最終在1965年下半年點頭同意放寬對華旅行限製？他作出此舉的時間為什麼不是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
本文認為：導致約翰遜總統在1965年下半年放寬對華旅行限製的主要原因，和他當時在越南奉行戰爭升級的政策密切相關。1964年下半年，約翰遜開始轟炸北越，以懲罰和阻止北越向南越滲透人員和武裝。1965年上半年，約翰遜又直接向南越派出軍隊，幫助南越政權和越共武裝作戰，從而將越南戰爭美國化。但與此同時，約翰遜又牢記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因為忽視中國警告而導致中國出兵朝鮮和美軍血戰的教訓，不希望美國這次幹涉越南又一次引起一場中美直接軍事對抗。所以，在這一時期，約翰遜在作越戰決策時，總是在考慮他應如何打消中國對美國的疑慮，如何使中國領導人相信：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級，隻是為了保衛南越盟友，隻是為了阻止北越推翻西貢政權，而不是要消滅作為中國盟友的北越。為了避免中國錯判美國在越南的意圖，約翰遜選擇在1965年8月對中國作出希望改善中美關係的舉動。
約翰遜政府內部的對華政策辯論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約翰遜接任，成為美國總統。約翰遜基本繼承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班子。在對華政策上，這些人有不同看法，可以分為“鴿派”和“鷹派”。“鴿派”主要包括國家安全委員和國務院的一些中層官員，主張在同中國打交道時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對北京采取“既遏製又接觸”的措施。“鷹派”人物包括：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副國務卿（國務院第二把手）喬治·鮑爾（George Ball）等。這些人身處政府高位，對約翰遜的影響更大、更直接。他們在肯尼迪政府中任職時，就曾對中國的核武器計劃憂心忡忡。他們認為，中國向來無視核戰爭的後果，中國領導人比蘇聯領導人更頭腦發熱、更不可理喻、更衝動、更有侵略性、更有危險性、更有擴張性。他們強調，中國一直敵視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一直在抨擊蘇聯和西方搞緩和，一直在鼓動第三世界的反帝鬥爭。他們拒絕對中國妥協，認為法國承認中國的作法或吸收中國進聯合國的建議，都是錯誤的，隻會助長中國的囂張氣焰，使中國領導人覺得他們很成功。他們主張維持對華“遏製加孤立”的政策。
1963年12月16日，對華政策“鴿派”代表、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在舊金山就中美關係發表演講，強調美國對中國采取“既遏製又接觸”政策的必要性。他的講話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在國際上，各國對希爾斯曼的演講普遍看好；在美國國內，公眾輿論對他的演講也大多反應積極。連一些保守派和共和黨的報紙雜誌都加入自由派媒體的行列，正麵評價希爾斯曼的觀點。在美國國會，沒有議員批評他的講話。攻擊他的立場的隻是少數極端親蔣組織和勢力，比如“百萬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One Million）和右翼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百萬人委員會”發表聲明，稱希爾斯曼的演講表現出“對共產主義軟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