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曆史進程中，中國革命和越南革命是兩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它們既是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亞洲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獨特表現方式。中越兩黨在漫長的革命鬥爭中，既互相支持，互相借鑒，“同誌加兄弟”，又時有矛盾，時有分歧，最後甚至反目為仇。周恩來作為中共重要領導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長期處理中越兩黨和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見證了兩黨交往的起起伏伏、恩恩怨怨。他是和越南領導人來往最多、交往最深的中共負責人之一。當中越關係出現矛盾和齟齬時，比如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和在1971-1972年中美和解的時期，周恩來作為中國的主要外交代表，首當其衝，要直接麵對來自越南勞動黨方麵的不滿和阻力，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來溝通和說服越南領導人，以圖化解中越分歧和矛盾，求得共識。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討論周恩來與越南交往的所有事件和經曆，隻能通過擇其大端，來考察他對中越關係的發展所起的作用。
援越抗法
周恩來與越共領袖胡誌明有著長期的交往，兩人的關係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他們先在巴黎，後在廣州，有過多次接觸與合作，過從甚密，相知頗深。周恩來後來（1973年7月20日）對越南《人民報》總編輯黃鬆說：“胡誌明主席艱苦奮鬥幾十年，我們向他學習了不少東西。胡主席給我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22年，我在法國就認識他。為了保密，我們在地下鐵道見的麵……從1925年到1926年，胡主席在廣州主辦青訓班。我和鄧穎超也在那裏。當時，胡主席沒有擔任黃埔軍校的具體職務，主要負責東南亞各國的革命運動。有時到黃埔軍校講演越南的革命運動。”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與胡誌明的交往繼續加深。胡誌明先在桂林與葉劍英一起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任辦事處俱樂部主任，後又隨葉劍英前往湖南衡陽，參加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最後到達重慶，和周恩來會麵。在重慶，胡誌明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而奔忙，周恩來給予大力支持，向國民黨友人介紹胡誌明：“這是我在巴黎留學時認識的越南朋友胡誌明……”1942年8月，胡誌明在廣西德保縣被國民黨逮捕，關進柳州監獄。周恩來聞訊後，多方奔走，想方設法與國民黨交涉，營救胡誌明出獄。周恩來親自到國民黨將領馮玉祥的官邸，商量解救胡誌明的方案。馮玉祥找到李宗仁，然後，同李宗人一塊去麵見蔣介石。後來，在國際輿論和各抗日組織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於1943年9月釋放胡誌明。
1945年8月，日本戰敗，胡誌明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但法國不甘心失去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帝國，在英國的支持下，很快重返越南，迫使胡誌明及其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撤出河內，退入越北地區。在胡誌明領導的抗法戰爭前期，中共由於忙於完成自己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任務，無暇顧及越南，不能向胡誌明的抗法鬥爭提供大規模和有效的軍事、經濟支援。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越兩黨合作從此揭開新的一頁。
中共領導人同情並支持越南革命。對於他們來說，越南革命的勝利，既有意識形態的重要意義，又符合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從意識形態角度看，越南革命的成功有助於在東南亞擴大共產主義影響。中共領導人認為，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即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三大法寶）可以為亞洲的革命運動提供借鑒的模式和樣板。從國家安全利益考慮，越南革命的勝利有助於消除中共領導人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從南部威脅新中國的後顧之憂。因此，當新中國成立之後，胡誌明向中共提出要求援助的請求時，中共領導人立刻毫無顧忌地予以全力配合。周恩來協助毛澤東、劉少奇安排援越事宜。
1949年12月，中共任命羅貴波為中共中央駐越共中央聯絡代表。在他赴越前，周恩來約他談話一次。周恩來說：“胡誌明同誌早年叫阮愛國，在法國參加法共，同我、李富春、蔡暢等都很熟。大革命時期胡誌明擔任鮑羅廷的翻譯，同在廣州，不僅同我，同鄧穎超、陳賡、葉劍英也相熟。抗日戰爭時期到過延安，後來在桂林等地活動，以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的身份為掩護，胡誌明同誌對中國情況比較了解……現在中央正在考慮和越南建交。1945年越南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如果中國承認了，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業可能陸續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這對於他們打破孤立和提高國際地位很有好處。現在法國很注意中越兩國的關係，你去了要注意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