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斯蒂芬·凱西（Steven Casey）：《推銷朝鮮戰爭：宣傳、政治和公共輿論，1950-1953》。此書揭示，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官方和民間媒體在如何報道朝鮮戰局的問題上有矛盾，麥克阿瑟將軍要為戰況報道定調，不喜歡記者獨立報道和評論，發表和他的說法不一致的文章，他以“安全”名義，以保護“軍事秘密”名義，限製記者的言行。
德國學者傑希卡·基諾-赫希特（Jessica C.E.Gienow-Hecht）在她的《傳播不可能：在戰後德國作為文化外交的美國記者，1945-1955年》一書中，通過對一份在二戰後德國出版的報紙《Neue Zeitung》的個案分析，來考察美國文化是通過什麼途徑在戰後德國傳播的。《Neue Zeitung》是由一批二戰時在美國流亡、二戰結束後返回德國的德國知識分子和記者創辦的。這些人在流亡美國時，曾受到美國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響，他們後來在編輯和發行《Neue Zeitung》時，在歐洲推廣和傳播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思想。
2001年布朗大學教授沃克·伯格翰（Volker Berghahn）出版《美國和歐洲的學術冷戰：處於慈善、學術和外交中的歇珀德·斯通》一書。伯格翰通過研究斯通的個案，來考察冷戰中美國政府、私人基金會和知識界是如何三位一體，互相配合與協作，在歐洲推廣和傳播美國文化的。斯通是記者出身，50年代初擔任美國駐西德占領當局的公共事務部主任，後來又長期擔任福特基金會的國際事務部主任。為了抗衡蘇聯文化的影響，同時為了改變西歐知識界的反美主義傾向，斯通利用福特基金會的龐大經費，幫助歐洲圖書館購買美國書籍、報刊等出版物；資助歐洲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展對美國曆史和文化的研究；資助美國學者去歐洲各國講學；資助東歐自由派知識分子在西方出版著作。伯格翰的研究揭示了美國在歐洲開展文化冷戰的複雜性，即美國既要與蘇聯爭奪歐洲的民心，又要克服西歐知識精英對美國大眾文化的蔑視和抵觸，美國在歐洲實際上是進行了一場雙重的文化戰。
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特倫波爾（John Trumpbour）於2002年出版《向世界推銷好萊塢：美國和歐洲爭奪全球電影工業的霸權，1920-1950年》一書。該書回顧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是如何克服歐洲的阻力在世界上建立文化霸權的，記述了好萊塢在“美國世紀”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該書的後半部分介紹和評價了冷戰時期美國政府（主要是國務院和商務部）是如何協助好萊塢向國外推銷美國的大眾文化（特別是電影）的。
美國在亞洲開展的文化冷戰也吸引了很多學者的關注。比如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周愛靈（Grace Ai-Ling Chou）以香港新亞書院為案例，研究美國是如何在高等教育領域和中國爭奪影響的。她將研究視角聚焦在美國的幾個非政府組織，比如雅禮協會、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探討這些非政府機構是如何在美國政府的配合下，在香港資助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弘揚中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以抵製共產主義思想的滲透和傳播的。周愛靈的研究表明，非政府組織和美國政府的關係是複雜的，非政府組織並不隻是簡單地充當美國政府的冷戰工具，他們的目標和美國政府的目標並不總是完全吻合。比如，美國政府在香港鼓勵教育事業發展，就是為了近期的反共目的，為了更好地開展反共宣傳。而非政府組織在香港推動教育事業發展，既有抗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動機，更有普及高等教育、保護學術自由、促進學術繁榮的純學術追求。他們有時擔心，美國政府一味強調反共宣傳的重要性會不會妨礙或限製學術言論自由。
二戰結束後，美國占領日本長達七年之久。在這期間，為了把日本打造成美國在亞洲遏製共產主義的忠實夥伴和盟友，美國占領當局傾注大量人力和物力，用美國模式對日本社會的上上下下進行全麵改革，其中對日本文化的改造和重塑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不少學者將他們的研究觸角伸向美國在日本開展的文化冷戰。比如，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北村博（Hiroshi Kitamura）教授於2010年出版《放映啟蒙：好萊塢和戰敗國日本的文化重建》一書。在這本書中，作者特別介紹和分析了美國在占領日本期間是如何通過好萊塢電影來傳播美國民主價值觀和改造日本傳統的軍國主義文化的。該書揭示：好萊塢電影為日本觀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文化體驗，特別是對思想尚未定型的日本青少年，美國文化成為他們成長記憶中的重要部分。美國著名外交史學家入江昭（Akira Iriye）在評論此書時現身說法，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證實當年美國電影對日本兒童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他查閱了自己的日記，發現自己看的第一部好萊塢電影是《居裏夫人》（Madame Curie），時間是1946年3月，他當時是小學六年級學生。入江昭回憶說：老師和同學在看了美國電影後都非常興奮，都希望日本能變成美國那樣的民主社會。入江昭指出：美國通過電影來影響二戰以後的被占領國民眾的做法不僅僅表現在日本，也發生在德國和奧地利。美國文化以電影為載體實現了跨越國界的流動和傳播，這種現象正是當今很多關注“跨國曆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學者所研究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