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的地方債務基本上為投資性基礎設施建設，與國外用於社會保障性質不同，我們的項目資產數量大、建設期限長，資金來源多為地方稅收和土地收入，而一旦經濟進入下行周期，資金和項目斷裂，未來的還款源不確定，缺口問題立即會顯現，而地方債務都是以政府背書的，地方財政風險層層上交，或許由中央財政兜底，財政風險轉化為金融風險。最後，地方債不僅綁架政府，也綁架了銀行。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國共有人口約13.7億人，如果地方政府債務由國民平攤的話，每人負債將近萬元。10.7萬億地方債，政府是終極責任主體。其中，負有償還責任的6.7萬億元，占62.62%，擔保責任的2.33萬億元，占21.80%，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1.6萬億元，占15.58%。鑒於風險高度向政府集中，必須在各級財政之間、財政和金融體係之間構築防火牆，“誰家的孩子誰抱走”，防止地方官員任期內寅吃卯糧，無度舉債，把包袱扔給後人，最後火燒連營，釀成更大的財政和金融風險。
那麼，地方債應該怎麼還？
地方政府債務償付目前隻有兩條渠道：一是通過財政收入，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稅收，或是變賣資源、減持國有股獲得收入，再或者通過各種名義的收費來實現；二是借新債還舊債。這兩條渠道都可以轉嫁不良債務風險。雖然存在著轉嫁渠道，但在沒有稅收立法權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存在著亂收費、亂攤派和賣地的衝動。而影響較大的是會對土地財政形成推波助瀾效應。一些地方政府償債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當樓市低迷時，地方政府償債就會出現困難，也許會將償債壓力又轉嫁給中央政府。
化解地方債風險最壞的做法是，重新運用不良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壞賬或者長期掛賬的方法，這相當於變相鼓勵銀行與地方政府。此舉還是“財富劫掠”，在壞賬剝離後，通過長期通脹，將地方政府的壞賬轉嫁全體國民身上。
此次地方債務的或有壞賬率可能遠遠超過以往銀行不良貸款的規模，考慮到銀行不良貸款主要由銀行間接融資，因此中國銀行業在後金融危機時代所受的負麵衝擊遠未過去。這是銀行業盲目迷信地方政府、大項目信用的結果，也是在信貸領域行政幹預從未根絕的結果，更是中國銀行業未能建立正確的激勵機製的結果。
如果地方國資能夠得到高效運營，隻要得到有效控製，即便地方債務總量達到14萬億元，也不足以動搖根本。
2012年、2013年兩年，有24.5%和17.2%的地方債務集中到期，而未來3年需要償還的比例則超過53%。由於許多地方政府連歸還銀行的利息都出現了困難，銀監會不得不出台政策，對那些還不上債務的地方實行展期。由於中國地方政府官員一般都是5年任期，任期結束，本屆官員或升遷、或調任、或退休，那些較長期的債務將留給下一屆政府官員，這顯然將嚴重影響下一屆政府的財政能力。
盡管地方債壓得地方政府喘不過氣來，但是地方投資依然方興未艾，大手筆投資的連續劇遠遠沒有結束。
2012年9月5日，發改委官方網站發表批複25個軌道項目的消息，這些項目涉及資金8400億元左右；第二天發改委又批複13個公路建設項目、10個市政類項目和7個港口、航道項目，規模至少2000億元，兩天批複的項目總投資規模超過1萬億元。
分析人士認為，這些項目集中批複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穩增長”。但這些隻是中央批準的項目，而各地方政府的宏觀投資計劃開始“你方唱罷我登台”。
近30年來，全球發生了很多次經濟、金融危機，這些危機幾乎都與債務有關。以前的危機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大量舉債，發展民族經濟，由於投資巨大而效益低下，造成無力還本付息，最終演變成債務危機。
而最近幾年的債務危機則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展開。這些國家在次貸危機發生後，實施了擴張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加之高福利遭遇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障礙，最終演變成棘手的債務危機。
有意思的是，中國曾經似乎總能從一次次危機中化險為夷地走出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危機相對較小？郎鹹平的看法是：中國既有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隱患，也有發達國家債務危機的隱患。
郎鹹平認為，在中國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中，政府主導的投資占據很重要的地位。以前，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賣地、稅收等方式，籌集投資所需的資金。現在，賣地的收入由於高房價的常年透支，空間已越來越小，有些地方的賣地收入與往年相比，已出現明顯下降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放行地方債屬於不得已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