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稅負過重嚴重影響了企業產品質量和信譽的提高。目前，很多企業存在嚴重的不注重產品質量、不講企業信譽等問題。一方麵，說明這些企業缺乏長遠目光，沒有把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的意識；另一方麵，也說明企業負擔過重，生存能力脆弱。而稅收過重，則是許多企業負擔沉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稅負過重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社會保障意識。社會保障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目前，許多企業在社會保障基金的繳納、勞動保護等方麵存在一定問題，很大程度上與企業的負擔沉重密不可分。如果稅負輕一些、負擔減一些，企業的社會保障意識也會強一些。
不僅如此，企業由於稅負過重，也導致稅企關係、政企關係不斷惡化，企業和職工對執法部門、政府機關的對立情緒日益加重。
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麵，我們迫切希望企業能夠做大、做強、做優，希望企業能夠不斷增強市場競爭力，特別是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另一方麵，卻又在稅收等方麵不能給企業足夠的支持和幫助，這顯然是十分矛盾的。
“國有企業各種社會負擔還比較沉重。”受國務院委托，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王勇2012年10月24日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情況時如是說。
王勇談到，一是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還沒有完全分離。以中央企業為例，截至2011年底，央企仍然背負著醫院、學校和管理的社區等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每年的費用補貼高達數百億元，這不僅增加了央企的經濟負擔，也讓央企難以輕裝上陣，公平參與市場競爭；二是離退休人員管理和困難群體幫扶需要大量補貼。中央企業現有離退休人員523.6萬人，還有困難職工等100多萬人，企業為此需要承擔大量管理和其他負擔；三是廠辦大集體改革難度加大，解決國有企業廠辦大集體問題需要付出很大的改革成本。
王勇表示，要抓緊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和企業社會負擔。研究製定有關政策措施，集中力量解決分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廠辦大集體企業改革、離退休人員社會管理等問題。多渠道籌措資金，加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用於解決國有企業曆史遺留問題的力度。研究解決職工關心的實際問題，妥善安置轉崗職工，做好職工技能培訓和再就業工作，確保企業和社會穩定。
對於中小企業的減負問題，財經評論人葉檀認為：中國經濟轉型涉及財稅體製等根本製度的變革，為了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體製，在增加資本利得等方麵的稅收同時，當務之急是給中小企業減負，將中國的市場體製推向深入。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正處於轉型的陣痛期，低效的企業被淘汰出局人們無話可說。嚴苛的稅收讓多數中小企業生存艱難，則會動搖國本。據統計，我國中小企業已經超過4000萬戶，占全部注冊企業的99%以上，其經營範圍幾乎涉及所有競爭性行業，總產值、銷售收入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全部工業總量的很大比重。隻有中國的中小企業健康成長，中國經濟才有百年根基。
中小企業稅負總體而言不比國企低，由於在貸款等方麵受到歧視，隱性成本遠遠高於國企。由於國企壟斷了上遊資源定價權與電網、高鐵等基礎建築設施，民企被“鐵箍卡住了咽喉”。
民企隱性社會成本居高不下，而民營中小製造業的利潤大多在3%～5%，如果繼續提高成本，中小企業會陷入倒閉。如果企業與員工繳納的社保能夠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製，降低社會運作成本，可以從整體上降低民企負擔，有利於民企。
蝸牛一般背著沉重的殼緩慢前行，這樣的企業，顯然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過去的30多年裏，中國經濟所以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的進步，並充分利用好出口這一手段，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勞動力紅利。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物價水平的不斷上升，勞動者對收入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隨著印度、越南等國家發展經濟和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我國賴以依靠的勞動力紅利已經越來越沒有優勢，某種意義上講，還成為劣勢。如果我們繼續維持高稅負，顯然會對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產生嚴重影響。一旦出口嚴重受阻，要想再維持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就會相當困難。
所以，必須高度重視和關注稅負過重的問題，切不可再在高稅負下發展經濟。必須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改革現行的財政分配體製和稅製，切實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讓企業能夠比較輕鬆地參與市場競爭，特別是國際市場競爭。尤其是目前，要盡快通過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讓企業早日獲得新的動力，早日走入正常的發展軌道。
無疑，無論是對大型國企來說，還是對民營中小企業而言，為企業減負，培植經濟之本，才能鞏固市場經濟的成果，使我們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走得更順暢一些、更快捷一些、更穩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