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為衛士封耀鬆談對象一事多次指點迷津。他說，先看思想性格，其次才是長相。如果思想一致，性格合得來，婚後才會幸福，家裏和和睦睦，幹工作也有勁；要不然的活，是要背包袱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既是過來人的經驗之談，也是毛澤東自己家庭生活的現身說法。毛澤東無論與楊開慧，還是與賀子珍的婚姻，都是同誌加戰友的愛侶關係，他們是令人羨慕的革命夫妻。但是，毛澤東與江青的結合，其結果卻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江青既談不上溫柔賢惠，談不上革命、進步，相反成為毛澤東的“政治包袱”；家裏沒有和睦、融洽，相反，充滿了火藥味。江青的膚淺、無知、驕橫，她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生活作風，常常讓毛澤東傷透腦筋，甚至讓他大動肝火，發雷霆之怒。因此，毛澤東的家庭生活是很不愉快的。
“文革”晚期，隨著江青政治權力的增大，她的野心也越來越膨脹。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首先要適應江青的生活和性格，或者要時刻提防或學會對付她的刁難與驕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層領導中，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也是江青集團攫取黨國重權的障礙，因而政治局會議上也充滿鬥爭，主要是江青施展伎倆，指桑罵槐，搞影射攻擊，隨意給人扣大帽子，鄧小平等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晚年的毛澤東日夜操勞黨國大事，還被迫花很多時間和精力處理家事，主要是批評江青，保護同誌。有的同誌被江青扣上帽子，毛澤東得設法去摘下來，或者幹脆就攬到自己頭上。
徐濤和吳旭君夫婦，解放後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一個是保健醫生，一個是護士長。他們對江青的無理驕橫的惡劣作風是深有體會。
據徐濤夫婦回憶，江青十分霸道，身邊衛士和護士沒有不受欺侮的。年輕人看不慣這種作風，有了委屈或冤枉就去毛澤東那裏告狀。毛澤東每次都支持工作人員，嚴厲批評江青，有時大發脾氣叫江青滾蛋。而江青又記仇報複，這次輸了，下次尋機整人。
有一次，徐濤等保健醫生會診後，決定給江青服用安眠藥。江青突然大吵大鬧，說讓她吃安眠藥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藥害她。這條罪名安上頭是要坐牢殺頭的。事情鬧起來了，江青拿不出證據，徐濤也無法澄清。定不下案，江青便下逐客令：“這裏不要徐濤，馬上讓他給我走！”
戴著這份嫌疑，徐濤就是離開這裏，日子也不好過。吳旭君便將這件事報告了毛澤東。她說：“徐濤如果是反革命，那麼我也是反革命了。要處理就一塊處理我們兩個。”
毛澤東聽說此事，異常氣憤，發了脾氣。當即叫來江青，斥責道：“徐濤是我的醫生，你有什麼權力趕他走？”毛澤東一旦動怒，江青輕易不敢吵鬧頂撞，有時還能作點自我批評。毛澤東語氣愈來愈嚴厲：“他們為我看病，為我服務，從根本上說不是為我個人，而是為黨為人民工作，你憑什麼就能趕他走？你怎麼趕走的就給我怎麼請回來！你要給我向他當麵道歉！”
江青不敢公開違抗，隻好請徐濤回去，並且當麵道了歉。但她好要麵子，心想徐濤也會講幾句客氣話作點自我批評。可是江青加給他頭上的全是莫須有罪名，怎麼會聽到人家對你再客氣？這樣，“不做自我批評”又成為江青下次整人的一條罪名。
1959年在廣州，江青又陰陽怪氣發無名火，要趕走徐濤。娛樂時有衛士出錯牌就被罰站幾個時辰。毛澤東知道後即通知衛士回京，不要再給江青服務。
江青心裏直怨徐濤，先是生悶氣，當著徐濤進進出出重重地摔門。徐醫生年輕氣盛，也反過來用力摔門，這下江青便發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