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個體製機製還需要進一步創新，比如現在的大學體製，首先應對正常的進出淘汰機製加以更多的完善；此外，現在大學的辦學可能比較單一，今後應注重多元化發展，比如可以建立國際學校，這樣人才的運用就會更好。另外就是文化上的因素，現在吸引海歸最好的就是跨國公司，民營企業、國企央企以及其他事業單位就很差，前些年也進行過國資委全球招聘，央企全球招聘，然而我看過一個報道，招聘了十年下來，隻招到120多個海歸，聘用人員45%是來自原來的國企，另外45%是來自其他國企，隻有10%是真正從全球招聘來的，全球招聘的比例太小。
崔大偉：我剛從土耳其回來，看到土耳其現在最好的三所大學都是私立大學，都是最近20年發展起來的。現在他們排名第一的大學大概有180個老師、教授，其中150人是海歸，大部分是從美國回來的，所以他們的大學發展特別快。
邱震海：土耳其的經驗是來源於它文化的開放，還是來源於土耳其政府從上到下的一套戰略？
崔大偉：不是政府的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大學是私立的。
王輝耀：首先應允許辦私人大學。
邱震海：其實坦率地講，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有無數民營企業，很多民營企業家也很有錢，而且很大一部分民營企業是“海歸”創辦的。有沒有可能現在資本的力量加上知識的力量就能形成一種新的創新力量？我們能不能更多地利用現有民間資本的力量？
王輝耀：我覺得，我們的人才培養可能也要來自新的改革開放。回憶改革開放30年前，當時國有企業可能跟現在的很多教育機構一樣，體製比較死板，活力不足，鄧小平當時非常英明，鼓勵中外合作、三資企業、中外合營，於是給國有企業注入了活力，帶動了競爭多元化。我覺得我們的教育、人才培養係統也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有更好的國際上的合作和參與。因為教育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國內也有這種例子，比如中國商學院，開始是培養教育不授予學曆，但是後來逐漸發展起來了，帶動了中國管理教育的蓬勃發展，我們的大學也可以采取多元合作來培養人才。
邱震海：談來談去，我認為我們還是在談如何吸引從中國走出去的那些海歸，千方百計把我們自己的黃皮膚人才吸引回來，但是這是不夠的，一個真正的大國是要在70億人口中去選拔人才，中國現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麼沒有拿到諾貝爾獎的人才會到中國來？過去我們說中國沒錢，現在中國不缺錢，為什麼依然吸引不過來人才？我們是缺錢還是缺文化？是缺體製還是缺戰略？
王輝耀：我覺得可能各方麵的原因都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如果想建立具有國際人才競爭力的製度優勢，就要按照“十八大”報告去做，要歡迎全球人才來中國，首先我們得有個機構來處理他們的申請。比如台灣地區在四年前就建立了移民局，歡迎全球人才。10年前中國就提出要起草人才移民法和投資移民法，然而至今仍沒有出台。另外，在法律層麵，出入境管理法、外國人來華等相關條例都需要進一步完善。構建好大的製度後，再構建軟環境，包括回國就業許可，擴大發放綠卡的範圍，以及海外僑民證和人才普惠製度。比如，印度發了1100萬張海外公民證和僑民證，吸引了大量人才。
崔大偉：你剛才提到了國外的經驗，讓我想到以色列的例子。在那裏，科學家完全是一個科學家，研究員除了自己的研究以外，沒有任何行政責任，不需要開拓、維護很多資源。
邱震海：那就是我們一直在倡導的學術獨立、學術自由。但在中國過去若幹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越來越看到的是學術行政化、學術官僚化，現在大學校長首先必須是個官員，大學校長首先以晉升副部級為榮。如果你是一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你是否願意進入一個副部級官員管理的大學？
崔大偉：那當然不去，應該追求的是諾貝爾獎，而不是一個副部級的官銜。最重要的是，要在完全沒有幹擾的學術環境下開展研究。
邱震海：我們的軟環境依然是官本位的，依然是以官僚為主導，依然排斥競爭，不鼓勵創新。
王輝耀：形式上，你必須是官員，你才能拿到足夠的研究資源，但是如果為了拿到研究資源去做行政工作，那就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即使拿到了這個資源，你也研究不出來，因為你的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去拿資源、跑關係上麵了，這就陷入了一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