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鐵托政權下，科索沃的發展受到了兩種相互矛盾的趨勢的製約：一方麵是強大的傳統的社會結構，與之相聯係的是高文盲率、高出生率；另一方麵是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政權所推行的現代化進程，同其他國家相比，這一進程又明顯是不太成功的。在這種相對落後的發展狀況下，科索沃的塞爾維亞族人和阿爾巴尼亞族人之間還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和文化對立。這種對立主要是由塞爾維亞族人的統治及壓迫引起的。比方說，在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眼中，塞爾維亞族早已不僅僅是一個“少數民族”，最晚從1912—1913年巴爾幹戰爭起，塞爾維亞族人就成了他們國家的權力代表，科索沃成了“原塞爾維亞國家”。而緊張的經濟、社會局勢又進一步加劇了科索沃阿族人和塞族人之間的這種敵對關係。蘭科維奇（Rankovic）時代結束以後，科索沃實現了實質性自治，1974年南斯拉夫憲法通過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獲得了政治解放；但這個短暫的時期沒有能夠促使科索沃阿族人與南斯拉夫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科索沃阿族人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政治、文化和社會解放的這個時期結束於20世紀80年代初；背景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抬頭，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要求更多民族自決權的呼聲高漲。行政當局大大加強了針對科索沃阿族人的鎮壓行動。與此同時，首先是科索沃阿族大學生，隨後主要是科索沃北部的特離布（Trepca）礦工遊行示威；這樣在20世紀80年代，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居民首次實現了大規模的政治化運動。20世紀80年代，一係列的示威、請願和罷工顯現出科索沃主體居民阿爾巴尼亞族人對現實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強烈不滿。1989年，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被取消，作為回應，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實行非暴力反抗戰略，在20世紀90年代建立了“影子國家”；科索沃的局勢惡化到了極點。
在旅居國外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科索沃阿族人的支持下，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首先以“影子國家”的形式使其對塞爾維亞政權的反抗製度化。這一從1989—1990年開始建立的國家、社會政策和社會結構是同米洛舍維奇（Miloevic’）的壓製政策相對立的，其政治主張非常明確，即要求科索沃獨立。科索沃民主聯盟（LDK Lidhja Demokratike e Kosoves/Demokratische Liga Kosovo）也於同期成立；該同盟在易卜拉欣·魯戈瓦（Ibrahim Rugova）的領導下，現在仍然是科索沃最為強大的政黨。阿爾巴尼亞族居民在文化、教育等方麵的權利受到限製，自治權的取消又造成了完全的種族隔離和多種多樣的歧視，這些都導致並行而生的阿爾巴尼亞族的社會組織結構具有非常鮮明的特點：它有地方阿爾巴尼亞族管理機構，有獨立的教育設施、媒體和出版社，還有獨立的醫療衛生體係，等等。在南斯拉夫解體以及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戰爭期間，盡管國際社會也一再提出警告，但科索沃問題和米洛舍維奇政權對阿爾巴尼亞族居民的壓製政策還是被大大忽視了。所以，1995年的代頓和平協定完全沒有涉及到科索沃問題。隨著科索沃解放軍（UCK Ustria Climitare e Kosovoes/Kosovarische Befreiungsarmee）的建立和科索沃局勢的不斷升級，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社會的政治對立也更加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