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要表達黑手黨或者是有組織的犯罪的概念時，通常想到的都是它們的複數形式。這些社會現象都是具有許多不同特點的活動的集合體，它們植根於一個特殊的科索沃地理和社會框架中。科索沃有組織的犯罪與這一地區長期經濟社會不發達的曆史傳統相關——在巴爾幹半島上犯罪是生存和獲取財富的一種手段——同時也與巴爾幹半島國家特殊的發展形式相關，比如資產階級對西歐民主傳統的扭曲宣傳。
在科索沃和其他巴爾幹半島國家，1989年後的發展經曆，比如1989年武力解散整個南斯拉夫，殘酷的戰爭、成千上萬人背井離鄉、國家支離破碎、以及後來運行相對良好的社會共同體和合作形式都對這最為危險和野蠻的有組織犯罪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麵影響。就像在類似於非洲和阿富汗這樣的戰爭多發地一樣，原南斯拉夫的國家政權分崩離析，而組成國家政權的權利和主體架構卻在這種混亂地位中贏利，甚至對這種地位有了興趣，從而也就希望盡可能地延長這種能為他們帶來好處的社會地位。因此——這兒有一個例子：米洛舍維奇在西方對塞爾維亞進行經濟製裁中使他的家庭財富劇增——被稱為民族軍國主義的國家政治領導層與有組織犯罪緊密勾結在一起。這種政治與有組織犯罪的緊密關係決定了在米洛舍維奇政權期間塞爾維亞的內政，黑手黨已經成為國中國。也許正因為塞爾維亞前總理金吉奇（Djindjié）在掌握了現有的證據之後首先對有組織犯罪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在2003年3月惹來了殺身之禍。
戰爭、國家的崩潰和發財致富之間的關聯還遠遠不止這些。經濟體係的瓦解、戰爭和難民潮的後果使得外國對前南斯拉夫地區給予了巨大的人力及財力支援。由於公共生活和法製體係的一貫犯罪性使得這些來自資助組織、西方國家、聯合國和歐盟以至來自少數派宗教教徒聚居區的資金援助成為那些狡猾的政客、戰爭販子和中間商有效地獲取物質資源和增加個人財富看似合法的手段。
米歇爾·埃黑克（Michael Ehrek）和諾貝特·馬普斯——尼迪克（Norbert Mappes Niediek）分析到，在這一基礎上原南斯拉夫國家形成的具體犯罪、腐敗和財富，以及人們對有組織犯罪的那種矛盾的態度使得整個社會更有秩序，也就更好理解了。因此，米歇爾·埃黑克（Michael Ehrek）認為，當國家統治的暴力壟斷出現錯誤和在戰爭時期國家處於不穩定的統治狀況的過渡之中時，人們會嚐試著加入黑手黨組織來使自己家庭生存下去，或者保障自己在社會上的提升。而另一方麵，埃黑克（Ehrek）又認為，“大多數人們從這種政治性企業和黑手黨組織中獲得的經驗與起初同市場經濟進行係統性接觸的意義是相同的。”在這種背景下，有組織犯罪和黑手黨已經成為“無邊無際的市場中生存戰略”的一大因素。
在處理科索沃政治和社會體係中的腐敗問題時，國際社會必須對走向腐敗和犯罪化的畸形發展這一結果承擔不少的負責，這一畸形發展是由於對巨額資金援助缺乏管理，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的行動混亂和協調失控以及它的代表人參與犯罪活動導致的。特別嚴重或從道德上說相當可惡的，國際方麵的具體貢獻竟然成為了有組織犯罪，買賣婦女和少女以及賣淫業最讓人厭惡的領域。一份來自大赦國際在2004年五月初的報告報道了1999年後國際社會的代表在科索沃婦女少女交易和強迫賣淫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結論是在1999年夏天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和北約軍隊對這一地區接管後，它已經發展成殘酷的有組織犯罪的中心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