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從前還是現在，地位問題對國際社會來說都是十分頭疼的。對此有很多方麵的原因：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態度、他們各自對事實的設想和對各自事務正確性的確定都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是矛盾到了極點。同時人們意識到，如果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雙方沒有達成共識的話，那麼要在地位問題上做出決定是相當困難的；而且每一個強製性的解決方法在政治角度來看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是，現實和國際法之間的分歧實際上越來越大。這也是另一個國際主體難以處理地位問題的原因。1244號決議中隻有很少的部分與科索沃的現實狀況相符，實際上科索沃近五年的發展越來越遠離塞爾維亞，它需要的是一種新的政治自我意識。同時由於科索沃內部結構在戰爭後的六年裏都沒有確定以及它的經濟狀況仍然是一團糟，加重處理地位問題的困難。總的來說，國際主體對地位問題采取的一些行動時也會考慮到可能的地方和國際因素，因此也就導致了他們在此謹慎和斟酌的行動。
自1999年戰爭結束到2004年，國際主體對地位問題未采取過持續和統一的態度。他們寧願將精力放在如何推遲解決問題，也就是將問題拖延到“最佳時刻”。這種態度來源於在1999年6月12日通過的聯合國安理會1244號決議，在決議中——如上麵所提到的——提到了在南斯拉夫聯盟內建立科索沃“實質上的自治”，並規定了國際民兵的任務就是推進決定科索沃未來地位的政治進程。對終極地位模棱兩可的態度和堅持逐步實現標準已經成了戰爭結束後國際社會在科索沃政策的主要特征。和平是用他們緩慢的戰略賄買來的：“在控製科索沃、中止有關科索沃未來地位的決定、推遲任何有意義的種族和解的開始方麵，國際社會為自己購買了巴爾幹半島上長達五年的和平。”
美國在科索沃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由於美國在1999年結束戰爭方麵積極參與和主動的行為贏得了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對他巨大的信任，並且把美國看作在解決許多問題上，當然也包括地位問題，起到的關鍵性的作用。表示了科索沃居民——在這裏並沒有按照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科索沃塞爾維亞人和其他少數族裔進行分類——就像在阿爾巴尼亞一樣對沒有表示出極大的信任，但在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馬其頓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圖中文字：
塞爾維亞
門的內哥羅不確定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反美
馬其頓務實的
阿爾巴尼亞親美
科索沃
美國在巴爾幹半島所扮演的角色必須始終與歐盟政策結合在一起。在解決巴爾幹半島的現實問題以及科索沃問題方麵，美國和歐盟處於一種相互需要協調和合作的關係之中。“巴爾幹不僅僅是處於兩種改變的路上。比起戰爭來講，這一地區更傾向於和平；比起美國來講，更傾向於歐洲的領導。完成這兩種改變的正確做法就是美國走出來，歐洲走進去。在基本任務上歐美合作會使工作完成得更快：塞爾維亞安全方麵的改革、對科索沃終極地位的決定以及俘虜被控告的戰爭罪犯。一旦這些都完成了，那麼美國將繼續是主要的政治勢力但會將他在巴爾幹半島軍事花費縮減到與他利益相稱的水平，而歐洲人就將開始全麵承擔這一合適的領導角色。”
喬治·布什再度當選美國總統以及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 Rice）被任命為新一屆美國國務卿並沒有改變美國在科索沃的政策。
在歐盟，一方麵根據歐盟輪值主席國和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所陳述的共同觀點分裂科索沃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麵，一些歐盟國家對解決地位問題持完全不同的態度。根據2005年2月底的報告，英國認為應該盡可能快地解決科索沃問題並把貝爾格萊德和普裏什蒂納（Prishtin/Pritina）之間的對話看作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