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科索沃經曆的數天黑暗”（原北約秘書長、現任歐盟理事會秘書長兼歐盟負責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索拉納Solana）對於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UNMIK）和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來說不啻為一次沉重的打擊。針對科索沃塞爾維亞族人、羅姆族人和阿希卡利族人的大規模暴力活動使得國際社會對科索沃問題進行幹預的基本意圖，即保護少數族裔初衷成為問題。2004年5月25日，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代表霍爾克裏在紐約向聯合國安理會作陳述報告時這樣說道：“這是科索沃特派團所遭受的最嚴重的挫折。‘這一事件’從根本上動搖了特派團所肩負的使命。”
3月份的大規模暴力活動之後，科索沃特派團和科索沃維和部隊原先的那種慷慨激昂的樂觀主義言論便讓位於一種對於未來悲觀失望、無計可施的論調。於是在3月騷亂後的頭幾周裏，國際組織方麵出現了對演習的批評之聲。這導致科索沃特派團和駐科維和部隊相互推諉，指責對方應對在3月危機中所表現出的糟糕的應對和處理能力承擔責任。
哈裏·霍爾克裏（Harri Holkeri），這位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代表在科索沃以及國際媒體上越來越多的被描繪成科索沃特派團政策失敗的替罪羊，他在3月底嚐試同科索沃總理雷傑皮（Rexhepi）一起炮製了一份新的科索沃標準執行計劃。這次嚐試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因為它還是力圖從根本上繼續推進“先標準後地位”的“舊政策”。“但是變革之風卻被政策之帆擋了回來。”——之後，對科索沃特派團人事政策的原則性批評也愈加強烈（詳見第十章內容）。
對聯合國駐科索沃特派團的人事安排的批評尤其指向了特派團警察局的組成，警察局的警力構成中來自第三世界的人員比重接近50%。因此“Zeri（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主編布勒裏姆·沙拉（Blerim Shala）在2004年3月底的一篇針對聯合國秘書長3月底科索沃形勢報告的評論中這樣寫道：“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最近一份報告中援引的兩件事例聽來令人十分沮喪。至2003年12月為止，總計有3735名聯合國駐科索沃特派團警察在科索沃履行警察職責。其中僅有1531名即40%的警察來自“達標”——其標準也是我們力圖達到的——國家。例如……有54名警察來自津巴布韋，這個國家對人權侵犯的程度位居非洲國家榜首，在那裏法律和權力掌握在一個人的手裏。”。
聯合國駐科索沃特派團遭遇信任危機引發的一個後果是科索沃政治家們越來越頻繁的要求在科索沃的國際管理機構應盡快實現“歐盟化”。阿爾巴尼亞語日報《柯亞·迪特爾（Koha Ditore）》（時代日報）駐布魯塞爾通訊記者奧古斯丁·帕羅卡伊（Augustin Palokaj）在4月初的一篇評論中這樣寫道：“科索沃所需要的是一個更加透明、更具協調性的‘國際存在’。鑒於目前的‘國際存在’效率低下的狀況，一場必要的變革勢在必行。科索沃需要一個歐盟化的國際性行政管理機構，尤其是考慮到通過跟蹤機製推進該地區的穩定和入盟進程這一問題。”
3月騷亂使美國和歐盟備受壓力，迫使它們放棄到目前為止所采取的觀望政策——國際危機組織報告稱之為“最低程度能量消耗政策”、歐盟、北約和科索沃特派團的代表組成的擴大化的協調委員會——“六國支援科索沃國際小組”（又稱“擴大聯絡小組”）成立。這一高級別的執行委員會每六周舉行一次會晤，對政治和經濟發展中的進展以及安全狀況進行評估。聯絡小組首先致力於改善與貝爾格萊德以及與科索沃塞族代表之間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