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這個局麵下，一般級別的徹侯也就罷了，畢竟不算什麼大勢，就算是讓他們沿襲爵位也沒啥，但是到了那種在仕林乃至是民間有巨大聲望的家夥，跑出來漢靈帝這家夥昏庸無道，真要來什麼清君側乃至是另立明君之類的，漢靈帝還真有點擔心的。
要知道，前麵他可是廢了一大堆‘忠心耿耿’的‘黨人’，講道理那些丞相之類的也算是那個陣營的人物，要是對於靈帝的政策有意見，那絕對是大問題。
東漢桓帝、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宦官黨有侯覽、曹節、王甫等，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為禍鄉裏，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因此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後來所的士大夫。
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個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麵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製，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裏的大學，遊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
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後因後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桓帝崩，無子，竇後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後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後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給他製造爆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
漢末年官僚、儒生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東漢末年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是一次企圖改良的行動。麵臨宦官擅權的黑暗統治，一些比較正直的官僚、儒生為了挽救社會危機，緩和階級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張，在政治上，堅決要把宦官趕出政治舞台，選拔清賢奉公之人。在經濟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張。盡管收效甚微，但黨人的作為在當時還是有一定作用的，應給予適當肯定。
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在客觀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願望。廣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靈帝時就曾提出斬殺十個宦官的要求。因此，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黨人遭受迫害時，張儉逃亡，許多人為了保擴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經曆，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這一記載可能有所誇張，但卻反映出人們對宦官的憤怒和對黨人的同情。
黨人不畏**的精神激勵著後人，並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東漢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淪喪，士風敗壞的現象特別嚴重。黨人陳番、李膺、李雲等都懷著憂國憂民之心，敢於冒死直諫，怒斥奸邪，翦除閹黨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們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為曆代人們所推崇。明末東林黨人反對宦官的鬥爭就是受東漢黨人鬥爭精神的鼓舞和影響的。
從各方麵的立場來，複活的漢朝前人必然是站在士人角度上的多，哪怕是外戚過去這麼久也不會有人認他們，依舊還是要站在士人角度，所以爭取士人利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麼一來，漢靈帝哪能不忌憚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