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有幸聽她講過她和朱老總一起走過的戰鬥曆程，知道這一對1929年結成的革命伴侶，跋涉過贛南、閩西和閩中的崇山峻嶺，穿越過5次反“圍剿”的烽火硝煙，曆經了長征路上的艱難險阻，還有那延水河邊的甘苦，太行山上的酸甜，西柏坡村的歡欣，北京城內的憂樂……直到1976年朱老總去世，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們始終相隨相伴，相濡以沫。作為學生，她得到過嚴師的教誨；作為同誌，她得到過戰友的關心；作為妻子，她得到過丈夫的體貼。她更熟悉朱老總，更了解朱老總，因而也更加懷念朱老總。然而，在大姐的心目中，他們最後10年的共同生活，卻占著特殊重要的位置。因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朱老總和許多革命家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他在這種不公正的對待中，表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使他在“高舉紅旗貫平生”的一生中，閃射出尤為絢麗耀目、鮮為人知的光彩。
談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總，康大姐說：
“運動剛開始時，他很少說話，常常一個人獨坐默想。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不理解的，心情是苦悶的。”
顯然，那場曆史性災難突然凶猛地降臨時，他雖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仍然不理解。但由於當時種種複雜的政治原因，他隻能默默地思考，而在無言之中，又流露出內心的看法和不滿。
一次，他突然問道：“戚本禹怎麼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呢？”
還有一次，他參加中央的會議回來，將林彪那個專說“政變”的講話交給秘書，轉身就走，一句話也沒有說。
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采同誌的講話，他在交給秘書時都要坐下來講講怎樣理解，怎樣貫徹。這次不屑一提的鄙視態度，不正是心中不滿的外現嗎？對林彪，朱總司令是深知其人的。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就對康大姐說：“林彪以前有功，但他不願見人，更不能團結人，把軍隊交給他，不知以後會搞成什麼樣子呢！”
如今，林彪又大談“政變”，朱老總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他怎能不更多地思考黨和國家的命運昵？
但這種思考和沉默的時間並不長。當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結，煽動造反、串連、點名批判、關押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同誌，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及彭德懷、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的大字報貼上大街的時候，朱老總坐不住了。他拄著手杖，冒著寒風，在中南海院裏看大字報，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麵對那些造謠和誣陷，他要麼臉上露出一絲冷笑，要麼十分憤懣，實在氣憤極了，才說：
“心懷叵測，心懷叵測呀！”
朱總司令的這種態度，使林彪和江青一夥又恨又怕，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因此，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召集中南海造反派的頭頭開會，布置揪鬥朱老總。就在這天晚上，幾十個人闖到朱老總住處。正巧這晚朱老總不在家，那些人在門前和牆上貼滿“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軍閥”、“炮轟朱德”等大字報後才離開。接著，北京街頭也出現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還成立了“揪朱聯絡站”，策劃召開“批鬥朱德大會”。對此，朱老總冷冷一笑，什麼話也沒有講。當有人問他時，他坦然地說：“曆史終究是曆史。曆史是最公正的！”
為了誣陷和打倒朱老總，全國婦聯機關也對康大姐進行了圍鬥，說她是“走資派”，逼她揭發、交待朱老總“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康大姐理直氣壯地說：
“我不是‘走資派’，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朱老總和毛主席是一起戰鬥幾十年的戰友，他不會反對毛主席！”
這時，又有人質問道：“你說，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岡山會師的？”
康大姐搖搖頭，說：“不是。是朱德與陳毅帶領湘南起義後的部隊，上井岡山和毛主席會師的。曆史在那裏擺著，不是誰想改就能改得了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裏，見朱老總正看一張傳單，傳單上說：成立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在一個地方開過會，朱老總當了中央書記，傳單上還列有其他負責人的名單。朱老總看過後笑了。康大姐問他笑什麼，他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這是造謠嘛！讓他們造去，將來一定會弄清楚的。”
康大姐還是有些不安地說：“現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資派’，往後不知還會怎麼樣呢？”
朱老總充滿信心地說：“隻要有主席、總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資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資派’，就都不是‘走資派’了。形勢不會總這樣下去的。”
康大姐聽了這些話，心裏感到很寬慰。
不久，毛澤東同誌在中共中央軍委的一次碰頭會上說：“朱德還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夥仍然歪曲紅軍時期的一段曆史，說朱老總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邊開過會回到家裏，拿這個問題問朱老總。朱老總不慌不忙地說：
“這是黨內的事情，我不能告訴你！”
康大姐著急了，大聲說：“人家說你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我是你的老婆，不能糊塗。”
朱老總看到康大姐焦急的樣子，笑了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