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闡明這個觀點，鄧小平分析了國際形勢，闡述了我國的對外政策，論證了人民解放軍實行改革體製、精簡編製的根據和意義。強調指出，世界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但維護和平的力量進一步發展，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中國要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經濟建設是我們的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中國人民解放軍減少員額一百萬，是中國政策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它表明擁有十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楊得誌知道，主張精兵是鄧小平一貫的思想。早在鄧小平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難，於1973年複出時，就頂著狂風惡浪，在1975年領導全麵整頓，提出軍隊要“消腫”。當然，那時難以實現。到1982年，又進行過一次精簡。但是部隊的編製仍然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和未來作戰的要求。於是作為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又在1985年領導全軍實行戰略轉變，再一次提出軍隊要精簡的任務。鄧小平的提議是在軍委會上通過的。
作為總參謀長的楊得誌，既是這次百萬大裁軍的組織者之一，又是具體的執行者。早在1984年2月，他就和總參謀部的有關人員一起，開始對軍隊進一步改革體製、減少定額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這是一項繁重而容易引起爭論的工作。要反複地調查。要聽取各方麵的意見，要分析外國軍隊的做法。特別是涉及到具體精簡的單位，更是眾說紛紜、意見相去甚遠。誰都不願自己所在或所屬單位被減掉被合並，於是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以說服領導和工作人員。還有的單位到處托人打電話說情。在那些日子裏，楊得誌簡直到了怕見熟人、戰友，怕接到此類電話的程度。不是怕他們的意見會動搖自己的決心，而是害怕一遍一遍地重述那些道理。好在大家都能顧全大局。在明白精簡的意義後也就不再多說什麼，更不提過分的要求了。
擬訂和論證百萬大裁軍方案的過程，對楊得誌來說，是一個理智戰勝感情的過程。從理智上說，必須精簡整編，可是感情上，卻有些舍不得，減掉哪個都感到心痛。從某種角度說，這比起戰爭年代製訂戰役或戰鬥的作戰方案要難多了。
精簡軍隊員額，僅僅減人不行，還得拆廟，也就是說，要撤消一部分機關、部隊和保障單位，合並一些性質、任務相同或相近的單位和機構，統一整編。這就要合並大軍區。早在幾年前，就提出這個問題，但沒有定下來。隨著我國戰略重點的變化，新的技術裝備的發展對未來戰爭的影響，此舉已勢在必行了。但撤消哪個合並哪個呢？這個問題折磨著楊得誌。
雄立中原的武漢軍區，是他當過近5年司令員的單位。1973年毛澤東在發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後，抱病接見了他們。當楊得誌握住這一代偉人蒼老但仍然有力的大手時。聽到老人家對他說：“多熟悉一些地方和部隊，準備帶兵去打大仗。”他理解毛澤東的做法，在當時有著多麼重要的含義，他像一生中每次調動工作一樣，履行著軍人的職責：隻問是什麼。不問為什麼，十天之內從濟南趕到了武漢。他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去熟悉轄區內的情況，長江兩岸，赤壁古戰場、中原舊戰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在武漢軍區抓訓練和戰備，抓部隊和機關的建設，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卻被加上各種罪名。在那個最複雜不平常的年代，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的相繼去世，他同武漢軍區官兵們一起流過悲痛難抑的淚水；粉碎“四人幫”時，他又同武漢軍區的戰友們一起開懷暢飲。幾年的時間裏，他與武漢軍區的機關和部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在昆明軍區當司令員的時間雖然不長，卻難以忘懷。他是在邊境緊張的形勢下，從武漢軍區司令員的崗位調往昆明軍區當司令員的。他心裏明白，這是要他到那裏去指揮打仗的，心裏充滿著上戰場的喜悅。他匆匆趕到那裏，當時的副總參謀長楊勇在叢山中的密林裏恭敬地把他介紹給幹部戰士時，他動情地對大家說：“我當兵幾十年了，打過不少仗，在國內打過，在國外打過，在南方打過，在北方打過，在許多地形上都打過，就是沒有在亞熱帶的山丘叢林地帶打過，現在很快就要打了。等打完這一仗，我的戰鬥經曆就較全了。”還有一句話他沒有說出來：這可能是我這一生中直接指揮打的最後一仗了。這以後，楊得誌在簡便的指揮所裏，在精確的軍用地圖前，在沙盤旁，精心籌劃，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揮軍進擊，攻克敵堡，打退入侵之敵，捍衛了祖國邊疆的和平與安寧。戰鬥一結束，他就被任命為總參謀長回到北京。但昆明軍區的機關和部隊，時時會浮現在他眼前。有什麼能比經過戰爭烽火的感情更真誠呢？
而在精簡整編的方案中，這兩個單位都是被撤消或合並的。
還有福州軍區和烏魯木齊軍區。一個在東南沿海，一個在西北邊疆。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它們都有著特殊的戰略地位，那時曾經發生過的一切，不但吸引著全中國人民的目光。也為全世界人民所關注。那每個軍區機關，組織所屬官兵訓練、戰備、站崗、放哨、生產……不但保衛了海防邊防，也繁榮了海疆邊疆。他們為此做出的奉獻和犧牲，是難以用簡單的數字來計算的。而今這兩個單位也都要被撤消或合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