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女兒進行早期教育的原因，來自於我母親的聰明，但因家貧，和鄉人的重男輕女的陋習，沒有受過教育。到死也沒有文化，文盲，是塊璞玉。來自於我自己的求學史。小時候，我是幸福的。我有愛我的父母。他們一心一意，心無旁駑地培養我。小時候，我又是不幸福的。我覺得，我雖然有童真，但那時是弄堂裏典型的小混混。聰明的智慧沒能得到發揮。反正，我是處在矛盾之中。似乎覺得童真和學習是一對矛盾體。是不可能同時兼得的。
我是初中班主任王家藩老師用他的嚴格，和概念教育給我打下了紮實的數學基礎。王家藩老師是用教育改變了我一生的人。我因此有了對孩子早期教育的萌芽。我是進入清華大學後才奮發向上的，也是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以及從清華大學畢業後，才有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的想法的。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即光學習而不思考則學不到東西，光思考不學習則危險了。我用孔子的話開宗明篇，目的就是告訴大家，我的《育兒經》是經過學習和思考後寫成的。
我經過學習和思考寫成《育兒經》的目的是希望我的《育兒經》成為和者眾的下裏巴人，而不是和者寡的陽春白雪。也希望你在培育你孩子成人時，一邊學習，一邊思考。一步一個腳印地使自己和孩子共同取得前進。並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教育成果。
我的母親
我的聰明遺傳於我的母親。我的智力來自於老師和學校對我的教育。我的母係是我聰明的源泉。在1968年12月，我從清華大學畢業，並分配到北京廣播器材廠。在1969年9月，母親從上海到北京，慶祝國慶二十周年，和用針灸治療白內障。但是，我認為，這些僅僅是母親赴北京的原因中的兩個。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她退休了，可以更好地照顧我的生活。
為了讓母親熟悉醫院的環境，我陪送母親，換乘三輛公交車。從位於北京北部的德勝門外的馬甸到位於北京南麵的廣渠門外的馬圈醫院，去拜訪經朋友介紹的護士小姐和那位馬大夫。還為母親購買了公交月票。那時，母親已經57歲。而我，正是上班的年齡。我隻能在星期天陪母親去醫院看病。
星期天，早晨六點還不到，我就早早地起床，準備陪母親去看病。但母親起得比我還早，已經收拾停當，準備出門了。看見我起來，她未等我開口，一臉驚詫地問我，你起得那麼早幹什麼？我回答，陪你去醫院治病呀！不用！我知道怎麼去。我認識去醫院的路。你睡覺！
我知道，母親已經決定了的事情是不可能更改的。和她爭論是沒有用處的。我隻得佯裝躺下。
等到母親出門，我立即起床了。我哪裏躺得住。隻不過是孝順不如從命而已。在家裏，我象一隻無頭蒼蠅，坐立不安，亂飛得到處碰壁。焦急在盼望著母親回家歸來。
那天，上午十點多鍾，母親帶著買好了的菜回來了。她還去了西單菜市場！
看見母親的身影，我那像在井裏打水的，七上八下的吊桶似的心，一下子落地了，安定了。
在我結婚前，母親先後去北京四次。每次相隔半年時間。每次在北京住半年。
我陪母親去王府井百貨大樓，西單菜市場，西四，馬圈醫院，頤和園，北海，故宮，天壇，地壇，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天安門廣場，碧雲寺，臥佛寺等各一次後，她就可以在北京單獨一人，和陪伴他人闖蕩北京了。
母親是一字不識的。在我隻陪她的一次情況下，她就能夠獨身一人闖蕩北京，依靠的是她的過人的記憶力。她要成功地轉換公交車，她必須記住的信息至少是識字的人的信息的好幾倍。她必須記住，坐幾站車後她需要下車，進行換乘，下車車站周圍的環境，向前走還是向後退才能換車，……
我暗暗讚歎母親的過人記憶力。追根溯源，我感謝她把這記憶力遺傳給了我。我又把這記憶力遺傳給了女兒。
我的求學史
我的外公是個瞎子。平時以下盲棋娛樂。身兼鄉村訟師。外婆幫人打傭。隨著外婆的去世和把二舅舅及母親托孤給大舅舅照料。我大舅成為外婆家的主心骨。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大舅舅領著全家及兄弟姐妹避難到鄉下。因此，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1945年2月3日，我出生在故鄉，浙江嵊縣。但我的父母是在上海打工的外地民工，所以，我從小學到高中的整個教育是在上海完成的。
從1950年9月1日，我上的是上海私立春棋小學。校長的名字是張雅莉，六年小學的班主任的名字是陸芝芳。都是女的。至今我還能清楚地記得她們的名字，可能是我的記性好，也可能她們是我的啟蒙老師。特別是校長張雅莉的名字。我記得格外清楚。因為我在她教的寫大楷的課上，由於不小心把墨汁倒翻在大楷簿上，遭到張雅莉用戒尺打手心和立壁角處罰我。那時，私立學校還時興體罰。楞頭青的我不服這些體罰，開口用我們的家鄉話罵張校長為雌老虎。盡管，她完全明白雌老虎的意思，但張校長不懂嵊縣話，不知道我當時罵她為雌老虎。雖然這使我逃過一刼，但也使我永遠記住了她的名字。
在讀小學時，因為聽不懂上海話，可能還要再加上我的調皮搗蛋和現在所謂的多動症毛病，即聽不懂，再加上不聽課，估計測驗和考試的成績是一塌糊塗。可能是，父親在寄錢贍養祖母和報平安的信中提及了我讀書不好的事情，和祖母是個虔誠的，別無所長的佛教徒。僅僅是出於她對其孫子的一片無原則的愛，她還親自誦讀了經巻，並將其寄到上海。請我的父母陪送我去寺院燒化經巻，讓菩薩保佑我好好讀書。
又是愛子心切的母親，攜帶著我，從菜市場買來的一條活魚，和要燒化的經巻，一大早，就從我們的住地滬西出發，到位於南市邑廟區的上海城隍廟九曲橋上將魚放生。然後，母親要我跪倒在剛燒完經巻的菩薩前頂禮膜拜再三。在我跪拜完畢，母親又口中唸唸有詞地拜了幾拜。接著，我們就離開城隍廟回家了。
1956年7月份，考入上海建東初級中學。因為我的調皮搗蛋，和全家都在為祖母患食道癌憂心如焚，而無心顧及我的學習。我因此還留了一級。留到了王家藩老師任班主任的班級。這一級留得我有回腸蕩氣的感覺。這一級留得那個留級生在六年後以第一誌願考入清華大學無線電係無線電物理專業。
在1960年7月份，以第一誌願考入上海新成中學高中兩年製理工班。無非是想追回，因祖母生病而耽誤的一年時間。在上海新成中學的高中兩年，我讀得輕鬆。特別是在武定路小學借讀一年期間，我抓緊在自修課裏完成作業，然後溜出學校，用父母給的每個月的一元五角零花錢，到美琪或平安電影院看學生場和二輪電影。盡管讀書是這般地輕鬆，我的功課在班級裏仍屬前列。但在1962年的高考中，被淘汰出局。
接到大學的不錄取通知書後，我萬念倶灰。這正合了我母親經常用來教育我們的那句老古話的意思。即在你失去後，才會體會到這失去的價值。正是這後悔和後來的考入清華大學使我意識到童真和學習好是一對不可兼得的矛盾體。也正是這些使我戰戰兢兢，和一絲也不敢懈怠地對女兒進行早期教育，和教育。
正當我萬般無奈時，又是我父親鼓勵我自強不息，和再接再厲。並拿出家裏訂的一份《新民晚報》，手指著光華補習學校。讓我去報名就讀。
在1962年9月1日，進入光華補習學校。現在想來，進入光華補習學校成了我生命的新起點。光華補習學校的強大的教師力量(該校的教師都是來自當時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師範學院的現職教師。)使我在十個月裏積蓄起考入清華大學的力量。當光華補習學校的班主任Zh老師讓我在誌願表的第一誌願欄裏填寫清華大學無線電係，而我以懷疑的眼睛他時，他以堅定的目光和肯定的點頭表示他對他說出的話是負責的，以及他對我成績的認同。光華補習學校又使我品嚐到了教育有的神奇力量。在光華補習學校隻有近十個月的時間。在這短短的十個月時間裏，我的聰明沒有什麼變化。但我的智力肯定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窮其究竟，則非光華補習學校的強大師資和有效的訓練方法莫屬。我這裏要說的是，光華補習學校短短的十個月讓我受益了一輩子—即使我有送女兒進入有好師資的學校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