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活節前那個星期五，兩個心事重重的年輕人開車從麻省理工到紐約，然後將一個小行李箱寄放在港口管理大廈一個帶鎖的寄存櫃內。醉醺醺的流浪漢、賊眉鼠眼的皮條客，還有成群的妓女都擠在底層大廳裏，二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從人群中穿過，以免招惹上誰。他們兩個都是神童，二十歲年紀已經被聘為物理學助理教授，還是大學裏某個前沿科研項目的課題組成員。那個小行李箱中放的是一枚他們自製的微型原子彈，用的材料以及關鍵的鈈都是從實驗室偷的。他們用了兩年時間才從參加的那個研究項目中把所有的材料一點一點地偷出來，為此他們還偽造了各種實驗和報告，以保證這種偷竊行為不被發現。
亞當·格萊斯和亨利·提波特兩人從十二歲起就被譽為天才。父母在培養他們時給他們灌輸了各種人類責任等概念。知識是他們唯一懂得使用的手段。一般人時常會犯一些諸如酗酒、賭博、色情、暴食和嗑藥之類的毛病，他們對此全都不屑一顧。
唯一讓他們無法自拔的就是清晰頭腦所帶來的強大力量。他們對社會充滿了責任感，而且看透了世間的罪惡。他們知道製造原子武器是錯誤的，也知道人類的命運正岌岌可危，所以他們決定要盡自己所能，將人類從覆滅的災難中拯救出來。兩個大男生孩子氣地討論了一年，決定給政府點顏色看看。他們想讓政府知道，隨便什麼人，隻要發了狂，輕而易舉就能對人類施以嚴懲。他們製造了一顆微型的原子彈，隻有半千噸的爆炸力，所以能夠安置到任何地方，並以此警告政府。他們覺得這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獨一無二，無比神聖。其實，有個政府資助的頂尖智庫曾經在一份心理研究報告中精確預言了當今這種情況，稱其為“原子時代下人類麵臨的潛在危險”。當然，兩個天才對此一無所知。
亞當和亨利還在紐約的時候，就已經把警告信寄給了《紐約時報》，信中解釋了他們的動機，並要求報社先刊登這封信，然後再向政府報告。編寫這封警告信可是費了他們不少工夫，不僅是因為要字斟句酌，以避免任何帶有惡意的字眼；更麻煩的是，每個字母和單詞都是他們用剪子從舊報紙上剪下來，再拚湊黏貼在空白信紙上的。
原子彈要到下個周四才會爆炸，那時這封信應該已經到了政府部門的手中，而這枚炸彈肯定已經被找到了。他們的目的隻是要給世界的當權者們一個警告而已。
受難日，羅馬。特麗莎·凱瑟琳·肯尼迪，也就是當今美國總統的女兒，已經做好準備，要結束自我放逐的歐洲之旅，回到白宮和父親一起住。
特勤局安保衛隊已經對她的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並按照她的要求，預訂了複活節從羅馬飛往紐約的航班。
特麗莎·肯尼迪二十三歲，一直在歐洲攻讀哲學。她就讀於巴黎索邦大學，然後進入羅馬一所學校。在羅馬，她剛剛和一名思想極端的意大利學生正式結束了一段戀情，這讓兩人都感到輕鬆。
她愛自己的父親，但討厭他是個總統，因為她不得不因此做個乖女兒，不能公開表達任何與父親不同的觀點。她曾經是社會主義的信徒，現在又極力提倡“所有男人皆兄弟，所有女人皆姊妹”的論調。她是個美國式的女權主義者，堅信經濟獨立是一切自由的基礎，所以心安理得地使用自己的信托基金，因為這筆基金保證了她的自由。
她拒絕享受一切特權，幾乎從來不去白宮看望父親，這種做法有點怪異，不過也屬人之常情。或許潛意識裏，她一直覺得母親去世都是父親的錯，因為當妻子病入膏肓的時候，他卻忙著在政壇上打拚。後來她又想去歐洲流浪，但是法律規定她必須受到特勤局的保護，因為她是總統的直係親屬。她曾考慮簽署協議放棄這項安保特權，但是父親懇求她不要這麼做。弗朗西斯·肯尼迪告訴她，如果她出點什麼事，他肯定會受不了的。
她的安保衛隊由二十人組成，一天三班倒，二十四小時保護她的安全。無論她是去飯店吃飯，還是跟男朋友一起看電影，他們都形影不離。他們在她住的同一棟樓上租了間公寓，街上還停著一輛指揮車。她從來沒有機會一個人待著，而且每日都要把當天的行程安排報告給衛隊長。
那些安保隊員簡直就是群雙頭怪物，一個頭是仆人臉，另一個頭是主人臉。他們安插了先進的電子設備，如果特麗莎帶個男性朋友來公寓裏過夜，他們就能清楚地聽到兩人在床上歡愉的呻吟聲。而且他們很可怕——行動的時候，他們就像一群狼，無聲地移動，警覺地側著頭，好像要捕捉風中的可疑氣味，其實他們不過是豎起了耳朵，在收聽耳機中傳來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