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稼不收年年種
堅持最後五分鍾！這應該是我在部隊受到的教育了。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那些被稱作領導或者同誌們的人，都在我耳邊這麼吵吵。在早期的關於戰爭的電影中，我軍的統帥這樣對部下說過，好像蔣委員長也對張靈甫說過，那時候張靈甫正在孟良崮上，堅守，並等待不可預知的結果。
孟良崮在我老家不太遠的地方，在戰爭史籍裏，孟良崮代表著最後的地盤，是無論誰都想拿下或者堅守的一塊高地。而對於老百姓而言，這塊缺土缺水難以攀越的巴掌大的山頂，種莊稼也沒多少收成，有點雞肋的意思。
我現在就有一種站在孟良崮上的感覺，我說的不是張靈甫那種對於戰略要地寸土必爭的豪闊，而是像農民那樣手裏抓著種子，卻有著要不要繼續撒下去的遲疑，因為我不知道這塊土地還有多少地力讓我的莊稼增產。
從事法製紀實文學創作將近十個年頭了，每次出書的時候都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寫幾句話當作後記。想想，前麵幾十萬字都寫了，也不在乎畫蛇添足再多說兩句廢話。可是，這次寫後記，我突然有些農民麵對貧瘠土地的悲哀。十年來出版過二十多本書，但從第一本的《北京大案》和目前為止的這一本，並沒有多大變化。案件類型上沒有什麼推陳出新，無非是殺人放火坑蒙拐騙，我總是希望看到犯罪何時不雷同，可是沒有，甚至連犯罪手法都那麼老套；我的寫作方法上也沒有更多的變化，無非就是通過案件故事的描述與評說，講出一點所謂的人生道理、法律觀點或者引以為戒的提醒；而圖書的發行上，今天的印數跟十年前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也就是說，我遇到了創作上的瓶頸，這種感受是跟渴望增收的農民一樣的。
在法製紀實的道路上走了十年，年複一年，日複一日，我曾經多次嚐試過想要改變些什麼，希望有所突破，但是突破何其艱難。一般而言，一個案子的文字容量基本都在幾千字到幾萬字的範圍內，想改變也非常艱難。我也曾經想過要放棄這塊陣地，去嚐試別的文學樣式，但是，媒體不停地約稿，還有那些叫作稿費的散碎銀子維持著我的生活，我仿佛隻得按照老套路去寫，按照讀者的口味去寫。
當然，往高尚一點說，我所做的事情，是為這個時代記錄下法治進程中的一些經典案例。作為一個曆史的記錄者，我必須用我的文字和所能掌握的全部素材，真實地記錄下時代背景下的那些轟動一時或者具有時代特點的案件，還原案件真相。這是我一直堅持出版《解密中國大案》係列圖書的本意。對於後來的研究者而言，這些文字也許還有一些文本意義上的價值。
莊稼不收年年種，從農村出來的孩子都知道這句話。此刻重提的另一層意義，是除了做文章之外的精神層麵上的。人生有很多優秀的品質是需要堅持和堅守的，比如祖輩們是不貪的，就像種莊稼，一茬接一茬，祖先們並沒有一下子增產多少斤放個什麼衛星的熱望，卻養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
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不貪的人，但我卻發現了自己的貪念，前幾天去台灣開筆會，從寺廟裏拿了很多佛經，回來的時候，足足有二三十斤重。要命的是，這些佛經我不可能全部去看，而那些不看的，就是我貪的。
這個念頭是我看到一位作家隻取了一部佛經才領悟到的，這位作家一心向佛，我們兩人離開廟門的時候，一個抱著十幾本，一個捏著一本，在我心中，貪與不貪，高下立判。當時，我感覺自己就像掰棒子的熊瞎子。
當然，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在沒有當上將軍之前，還是先當好一個兵，這仿佛比當將軍更重要。就像種莊稼，在還沒有像袁隆平那樣找到超級稻種之前，還是先踏踏實實翻曬土地，多流汗水，養家糊口也很重要。
那個作家隻取一本佛經，對我是個啟發。是應該好好集中全部精力寫好一個案件的時候了，說不定這就是一個增產的突破口。似乎，這就是我增產的稻種。下一步，我將會集中精力創作一本叫作《莊奴》的書，這是關於中國證券界死刑第一人楊彥明的長篇紀實，我跟蹤采訪了五年，我試圖解密楊彥明留下的種種迷局。似乎，這本書是更值得期待的。
最後，按照俗套我還是要感謝一些人，比如為我的書作序的王振清院長，他是一位很仁厚的領導，也是偵探小說界有名的作家，對我創作的支持很大。還有我所在單位的領導，比如馬強、靳學軍、畢東麗、範躍如等。另外，這本書中有幾個案子是我與法院的同行祝興棟、喬學慧等人合作的，還有一些照片是高誌海、李佳、常鳴等人拍攝的，雖然我拿來用是經過他們允許的，但不能掠人之美，需要感謝一下他們。
這是2010年1月3日，窗外狂雪飛舞。古人說，瑞雪兆豐年，好年景似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