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美。看著我喝下這杯飲料我就喝下。我實際上很快活頭忽然輕輕地垂向一邊手指由杯子上無聲地鬆開目光如一把麥子，散失空中她一直看著我。我可以滿足了她的眼光一直溫柔極了全都在她的預料中她堅信這一過程的完美我的痛苦，極其短促創作死亡，沒有比這更加簡潔，寧靜唯一的動作，在過程前方完成隻需眼睛一直平靜地注視著最後，輕輕歎一口氣增加一份溫馨她勝利的微笑，顯示出優雅應當說，槍是好樣的槍沒有植物這樣美麗刀子也沒有，刀子令人心寒毒藥，是植物最美麗的部分她美，她的選擇猶如天意。
23
正是在這段時間裏，馬榮給他的一個寫詩的朋友寄過一封信。這個朋友就是我。
當時因為替一家民間詩刊組稿，我給馬榮寄去過約稿信，同時打問他的近況。我知道馬榮從原單位辭職後，生活不太順利。過了一個多月，馬榮才給我回了一封信，我記得他的信言語閃爍不定。他提到了彌爾頓，他說，現在它在指揮我的生活，我是它的奴仆。（當時我想，這可能是指他每日得為那條狗服務，給它提供吃食，清理狗窩什麼的。我養過一隻貓，就每天得為它做許多事，雖然貓很可愛，冬天常鑽到我的羽絨服裏，坐在沙發對麵看著我工作，藍色的眼睛眯成一條縫，聞到魚的氣味就非常高興地歡呼著跑過來撒嬌，我還是煩死了，最終將它送了人。）他又說，他現在完全沒有快樂。寫作也很少，仿佛被更大的焦慮和激奮所困。他隨信寄來一組詩，每首詩都很短，但句子頗長，用詞恍惚不定，組詩題為《致命》。我為他的狀況稍有些擔憂，但沒有想得更多。
差不多同時間，一個叫“非非”的詩派介入我的生活和詩寫作。回想起來，20世紀末的詩歌狀態很大程度上是由引人注目的事件組成。朦朧詩、現代詩大展、第三代，等等。在具有長度的時間觀念裏，我是在眾多事件的尾聲部才觸及其實體的。我一直收放著《非非》終結時期的詩與理論集各一冊。其理論語言對詩的指說是革命性的，這是它的一貫風格，倒也並不奇怪。詩作中以藍馬的《世的界》最具“非非”品格，其對詞語的解構與所謂還原差不多走到了極端，然而還不完全是碎片。
記得那是8月末，我從北京參加一個詩會回來，非非三員主帥已在我家中等候有日。我發現藍馬的大胡子與楊黎的雜亂頭發在平常的城市環境中（也可指在某一時代中）異常顯眼，周倫佑倒是貌不驚人。但周倫佑的言談更為膨脹與令人驚愕，我把他視作非非的組織者與理論框架的設計者，藍馬則是其理論的精雕細作者，至於楊黎，腦袋瓜裏頗有一些具象的玄想，這最明顯地表現在他的《撒哈拉的三張撲克牌》中。
我無意加入非非（或當時任何一個現代詩的團體，這一點馬榮也相似），我那時隻做了一件事，就是幫助非非這一年的兩種文本的最後製作完成。這實際上是完整的《非非》最後兩個文本。此後周倫佑即與藍、楊等分手，各自製作出自立門戶的《非非》續集。那是後話，現在也是曆史了。
後來我覺得，比《非非》獨特、出格的文本印製更難安排的，是三位“非非”的主要成員。他們在現實生存中表現出一種準非非樣態，譬如他們固執的漂泊觀念與行為。他們裝出逃亡中（其實三位均有家室，在外二月有餘時，劉濤、安安及尚仲敏就聯信寄我詢問與喚歸，可惜此信對他們如風過耳）的好漢之態，卻既無梁山可上，又無柴進的莊園可奔，隻好由其他寫詩的寒友們充當柴大官人之職，且曠時日久，其結果可想而知。（當然聽說現在的情況已有變化，從另一位詩人於堅的一篇散文中我讀到已改行做生意的楊黎已經能夠請他吃鹵豬腳了。）
那以後不久，一位關注事件的北京詩論家老木給我寫信，道：“你既已加盟非非，從此便是自己人了。”詩歌的“自己人”，這說法含意可謂豐富有趣。隻是我久久想不出適合的回答的話語，隻好緘默。但也確實由此領略到事件的力量與功用。
在這個世界，一個遊離詩歌事件之外的詩人，差不多是寂寞與孤立的代名詞。
24
那幾天馬榮的身體處於亢奮中。他明顯地感覺到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加速度，如一輛上了高速公路的舊卡車。由於再沒有人上門來推銷什麼，現在他走出門去，主動去尋找。他走上街，藏著這樣的惡念，雖然別人看不出來。他發現自己已淪為一個真實意義上的殺手，但有更加不可解釋的動機。
不管如何，他像任何一個殺手一樣，到處去尋找他的獵物（準確地說是祭品），就像荒原上的幽靈獅子。問題在於，他不為了自己，他沒有理由非得這麼做，可他確實在做著，而且正在變本加厲。
那幾個人是無辜的，他想著，當然人都有罪（原罪的意識），但即使是有罪者，他也絕不是評判者。他肯定沒有這個權利和責任。他隻是被某種意念全麵地控製住了，他和彌爾頓，譬如可以將他與它的行為看成骨子裏的生存改變所引起的驚慌失措，殺戮仿佛是對不適應成分的塗抹，使之消失。如果將這一連串的謀殺看做一種象征，這無疑在為自己的惡行詭辯。拋去這種內心的自衛與有限的懺悔不說，馬榮另一方麵確實認識到自己已行走在生存的極度邊緣，遠離了其實際範圍中的溫暖明亮部分。如戀愛，朋友，正常的工作，直至他所習慣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