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在語言理論上都非常腐朽的文章把海子的死說成“行動藝術”。人們似乎硬要把詩人之死說成一種曆史性的事件。這對詩人本人未免過於殘酷。“藝術行為”？這種論者去看看波伊斯的傳記，那才叫純粹的藝術行為。海子之死是“懷才不遇”的憂憤所致，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的傳統心態。人們用傳統的塑造革命烈士的方式來塑造海子。一位裏弄詩人把海子稱為“詩歌烈士”，這是真心愛海子嗎？海子的死倒不是悲劇，悲劇是人們談論海子之死的那種戲劇性的方式。海子實際上還是一個不成熟的少年。海子甚至都還無法接受喬伊斯、普魯斯特這樣偉大的人物，他說他們是“粗俗”的，他的少年情緒使他隻限於接受一些浪漫、激情的才子式詩人，如拜倫、雪萊。他的死亡和當年北京的激進主義社會氛圍有關。他的死亡被人們用來建構某種權力話語，以致在今天，人們如果不以談論烈士的口吻來說海子，他就是不道德的，海子事件可以看出傳統文化的某些腐朽在中國之根深蒂固，甚至在所謂“先鋒”派圈子中也是如此。我們今天對海子不知如何說好。是他的死亡這一事件更重要呢，還是他的作品更重要？顯然無論文本或現實都使我得出這樣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前者。但就文本而言，我認為海子是中國的文化沙龍派詩人，即老木編的那本《青年詩人談詩》一書中，聲稱“受楊煉影響開始寫史詩”的詩人中，惟一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詩人。最後一個傳統農業社會的烏托邦神話才子，他確實像他的精神之父毛澤東一樣建構了烏托邦詩歌神話。海子一死，烏托邦神話時代在語言上最後的光芒也消失殆盡了，其他人不過是附庸在海子亡靈上的分行苔蘚，時間的海水自會將這些衍生物衝刷得一幹二淨，上帝是公正的。
在這個曆史決定論、本質主義、整體主義、迷信、烏托邦神話、玄學、浪漫主義、意識形態、形而上猖獗的國家，《他們》確實出現得太早，它要麼被誤讀，要麼被陰險地等同於市井主義，要麼被理解為口語、大白話。這個時代要麼是由於愚蠢，要麼由於別有用心而誤讀《他們》。讀者畢竟還是喜歡烏托邦神話那一套。《他們》的解構的反神話的聲音也許在若幹年後才會被人們聽到。
今天，“詩人”一詞，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笑話，“可憐蟲”的代稱。恰恰不是因為這個時代不需要詩人，而是詩人們一定要在一個充滿現場感、生命力、行動意識的時代，扮演那種“梳洗罷，獨倚望江樓”的角色。詩人們普遍喜歡守株待兔，並以此為榮。這使得中國現代漢詩日益成為“空穀幽蘭”，隻好孤芳自賞。
一位朋友從柬埔寨帶回一批吳哥窟的幻燈片，吳哥藝術的精致、具體、樸素、和諧的永恒之美令我驚歎，許多女神石刻和真人一般大小，並且處於人伸手可觸的位置，這些乳房豐圓的女神被拜神者的手撫摸得閃閃發亮，人和神的關係是親切的、合歡的、享受的，是“撫摸”。“撫摸”是一個偉大的美學範疇。中國的故宮不同，在這個沒有神的國家，王權就是神，神是形而上而又充滿功利、世俗氣味的。一般人很難感受到建築本身的魅力，而是敬畏於它的象征隱喻，經過一個又一個大殿，一層又一層階梯，到皇帝寶座麵前，所有個人話語早已臣服於權力話語，但人內心並不服氣，他的潛在心態是“總有一天”和“與天鬥其樂無窮”。所以權力話語一旦失勢，人們就踐踏它，調侃它，把它當成小醜。在德國，希特勒人人皆知是戰爭罪犯，但沒有人以調侃、踐踏的心態來談論希特勒。人們將希特勒看成人類知識，智慧的一種特殊形式，一種存在。它當然在圖書館擁有一席地位。中國人缺乏真正對神的敬畏，更不會把神跡作為一種藝術品一種知識來尊重。“文化大革命”破壞古代寺廟那麼瘋狂是有原因的。不獨故宮給人感受如此，雲岡石窟也是如此，高高在上，威嚴冰冷，拒絕撫摸。
後現代的“後”在漢語中是一個動詞，按動詞理解，不是指方位。
“現代”的標準是“拿來”的，是建構的。後“現代”是一個解構的時代。
中國的現代主義是意識形成的。一些概念的對比，一些語言的權力輪換，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左、右”、“官方”、“持不同政見”以及“光明”、“黑暗”、“自我”、“大眾”、“孤獨、不孤獨”、“絕望”、“希望”。並且是隱喻的，建構的。隱喻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並且是浪漫的――中國式的浪漫，其形態是“守株待兔”。其語法結構是“如果……就……”“假如……就”。
“後”現代拒絕闡釋，因為詩本身並沒有一個“深度”或“後麵”，並不隱藏著一個冰山底下的“本質”。
離開文本，文體即消失。
批評是創造。文本是批評家靈感的“客觀對應物”。與文本無關。批評者或讀者有權對某個文本進行任何向度的闡釋，理解。
在我看來，“後”現代，如果我不得不使用這種說法使讀者明白我所指的話，那麼，它至少是這樣一些方麵。
解構的。對隱喻語言世界的解構。
解構的過程本身是語言還原的過程，是命名的行為。
非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的。因為並不存在浪漫主義的語言或現實主義的語言。
語言自身的運動，詩人操作與控製的過程。
“詩”是動詞。
日常的。因為語言的日常性，無法區分詩的，非詩的。這種區分隻能基於對詩的“本質”有所自以為是。
稗史。這是指它關注的是局部、個別。而不是公共的、整體的。非個人化悖論的。這是指寫作方式的完全陌生化。筆不受作者感情或意識形態、自我的左右，零度寫作，因此與傳統的看法相反，詩不言誌，不抒情。拒絕言誌抒情。
事件。“詩言誌”。誌者記錄也。表象的事件，僅僅到“看”而不是到心的事件。
細節。不是精練而是煩屑。不是一片玻璃反映藍天。不反映。玻璃就是玻璃。
具體，而不是概括。“現場”“當下”“日常”。而不是曆史或未來。是經驗而不是傳統。
非直覺的，理性的，分析的。這一點恰恰和西方的現代主義相悖。中國的“後”現代有時候更喜歡在西方人看來是傳統的那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