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一章 西方的興起
16世紀初葉，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盡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之害。
公元1500年被許多學者當作近代和現代的分界線，這個時候歐洲的居民們絕對看不出他們的大陸即將統治地球上其餘大部分的地區。當時人們對東方偉大文明的認識是支離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這些認識主要來源於旅行者的故事，他們在重述這些故事時常常添油加醋。盡管如此，許多人對擁有神話般的財富和龐大軍隊的廣袤的東方帝國的想象，還是相當準確的。當初次接觸這些社會時，它們必定顯得比西歐的人民和國家得天獨厚。的確，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經濟活動中心同這些社會比較，歐洲的相對弱勢比其實力更加醒目。首先，歐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區，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印度和中國對它們在這兩方麵的地位都引以為豪。其次，從地緣政治學方麵講，歐洲“大陸”的形狀隱含著困難和危險，它的北部和西部與冰天雪地和大海相連，東麵容易招致頻繁的陸路入侵，而南麵則易受到戰略包圍。在1500年及以前很長時間和這之後，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象。僅僅8年以前，西班牙最後一個穆斯林地區格拉納達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軍隊投降，但這僅表示地區性戰役的結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軍隊之間更大規模戰爭的結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動，仍然影響著大部分西方世界，這一事件似乎孕育著更多的東西，因為它絕不表明奧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進的極限。到該世紀末，他們已奪取了希臘和伊奧尼亞群島、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半島其他大部分地區。到16世紀20年代，情況變得更糟，當時可怕的土耳其軍隊迫近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南部，奧斯曼的戰船襲擊意大利港口，教皇開始擔心羅馬可能很快就會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運。
雖然這些威脅似乎是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繼任者們新領導的一個整體性大戰略的一部分，但歐洲人的反應是分散的、時斷時續的。不像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也不像莫臥兒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統治，從來沒有一個各部分都承認一個世俗領袖或宗教領袖的統一歐洲。不，歐洲是一些小王國和公國、邊境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在西方出現了一些比較強大的君主國，主要是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擺脫國內的緊張狀態，而且每個國家都把其他國家看成競爭對手，而不是反對伊斯蘭世界的盟國。
同亞洲的偉大文明相較，也不能說歐洲在文化、數學、工程學或者航海和其他技術方麵具有顯著的優勢。總之，歐洲文化和科學遺產的相當大一部分是從伊斯蘭世界“借用”來的，恰如穆斯林社會幾百年裏通過通商、征伐和殖民從中國“借用”一樣。回顧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紀末，歐洲在貿易和技術方麵的發展加快了。然而，或許最恰當的一般評價應是：在這前後，每個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處在大致相似的發展階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個領域先進一些，而在別的領域則要落後一些。奧斯曼帝國、明朝時期的中國，稍後是莫臥兒王朝時期的北印度和歐洲國家體係及其俄國人旁支，在技術上因而也在軍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會先進得多。雖然這意味著1500年的歐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絕對看不出有一天它將出現在頂峰。因此在研究歐洲興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競爭者的實力和弱點。
明代中國
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眾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隻有
5 000萬~5 500萬人口），燦爛的文化，特別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傑出的運河係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並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製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於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國來訪者羨慕不已。的確，這個文明受到蒙古遊牧部落的嚴重破壞，並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後被蒙古人統治著。但是，中國慣於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後者同化，當1368年出現的明朝重新統一帝國並最後打敗蒙古人的時候，許多舊的製度和知識都保留了下來。
對於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學的讀者來說，中國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必定是其技術上的“早熟”。中國在11世紀就出現了活字印刷，大量書籍隨後出現。商業和工業受到運河開鑿和人口壓力的促進，同樣很發達。中國的城市要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達。紙幣較早地加速了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11世紀末，中國北部已有可觀的冶鐵業，每年能生產大約12.5萬噸鐵，主要為軍隊和政府所用，比如，100萬人以上的軍隊是鐵製品的一個巨大市場。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生產數字要比700年以後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鐵產量還多！中國也許是第一個發明真正火藥的國家，而且在14世紀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統治。
對中國文化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了解以後，再聽到中國人已轉向海外開發和貿易也就不足為奇了。指南針是中國人的另一發明，他們有些平底帆船同後來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樣大，而與印度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從潛力上說與往返大漠商路的貿易一樣有利可圖。許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在長江進行過水戰。13世紀60年代，為了征服宋朝的船隊，忽必烈汗強製組建他自己的備有拋射器的大規模戰船序列。14世紀初葉，沿海穀物貿易興旺發達。據記載，1420年明朝的海軍擁有1 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於遠洋航行的船舶。這樣一支力量還不包括許多私人經營的船舶，但後者同海軍比起來顯得黯然失色。這些私人經營的船隻那時已經在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進行貿易，並為中國帶來收入，因為國家試圖對這種海上貿易征收
捐稅。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遠征，是1405年和1433年間海軍將領鄭和進行的七次遠洋航行。這支船隊有時由數百艘船舶和數萬人組成，遍訪從馬六甲和錫蘭（斯裏蘭卡）到紅海口和桑給巴爾的各個港口。一方麵他們向順從的地方統治者饋贈禮品，另一方麵強迫桀驁不馴的統治者承認明朝政府。曾有一艘船帶著長頸鹿從東非返回，以取悅中國皇帝；另一艘船押回了一個錫蘭首領，因為他極不明智，竟不承認天子的最高權力（但是應當指出，中國人從不曾搶劫和殺戮，這與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可以告訴我們的關於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看來大約有400英尺長和1 500噸以上的排水量）來看，他們或許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探險開始熱心地向休達2以南推進之前好幾十年，就可以繞過非洲並“發現”葡萄牙。
但1433年中國的遠征是這條航線的最後一次遠航，3年以後皇帝一紙詔書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後一道專門敕令竟禁止保存兩桅以上的船舶。此後船隊船員受雇於大運河的小船。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盡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誠然，這項決定有一種似合情理的戰略原因。大明帝國北部邊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脅，把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脆弱的地區或許是謹慎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一種耗資巨大的奢侈，無論如何，中國嚐試過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擴張被證明是徒勞的，而且代價很高。但當後來收縮海軍的弊端已經顯露出來以後，看來它仍未重新考慮這個似乎頗為有理的論據。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但它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3。甚至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的反複出沒，也未能使當局重新估計局勢。達官貴人們推理說，陸上防禦就夠了，因為不管怎麼說，中國臣民所進行的一切海上貿易不是都沒有被完全禁止嗎？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費和其他起抑製作用的因素外，中國倒退的關鍵因素純粹是信奉儒家學說的官吏們的保守性，這一保守性在明朝時期因對蒙古人早先強加給他們的變化不滿而加強了。在這種複辟氣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關心維護和恢複過去，而不是創造基於海外擴張和貿易的更光輝的未來。根據儒家學說的行為準則，戰爭是一種可悲的活動，而軍隊隻有在擔心發生蠻族入侵或內亂時才有必要重視。達官貴人對軍隊（和海軍）的厭惡伴隨著對商人的疑慮、私人資本的積累、賤買貴賣的做法、暴發戶商人的鋪張闊氣，都冒犯了這些權貴士大夫，程度幾乎如同他們激起了勞苦大眾的不滿一樣。雖然達官貴人們並不想完全停止整個市場經濟，但經常通過沒收商人的財產或禁止他們經商來幹涉個別商人。中國民間進行的對外貿易，在達官貴人們的眼裏必定顯得更加令人疑慮，而這僅僅是因為外貿較少受他們控製。
對商業和私人資本的厭惡與上述大量技術成就並不衝突。明朝重修了萬裏長城，發展了運河係統、製鐵業和禦用帝國海軍，因為官吏們上奏皇帝說，這些都是必須的。但這些事業才剛剛開始就受到忽視：運河聽任淤塞，軍隊缺乏新的裝備，天文儀器（約建於1090年）缺乏管理，鐵工場被廢棄。這些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印刷僅限於學術著作，沒有用於廣泛傳播實際知識，更很少用於社會批評。紙幣的使用被中止。中國城市從來也不被容許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市民；一旦皇宮遷址，帝都亦隨之遷移。因為得不到官方的鼓勵，商人和其他企業家無法興旺起來。即使那些發了財的人，也寧可把錢用於購置土地和興辦教育，而不情願投資發展基礎工業。同樣，禁止海外貿易和海洋漁業，消除了刺激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潛在因素。盡管在以後幾個世紀裏，受官方控製的（雖然無疑會有許多逃避監督的）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奢侈品貿易之類的對外貿易仍然存在。
結果，中國明朝時期與400年前的宋朝比起來，活力和進取精神都大為遜色。明朝時期農業技術的確有所改進，但即使這種比較集約化的農業和對邊沿土地的開發利用，也很難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中國的人口增長隻受到馬爾薩斯所說的瘟疫、洪水、戰爭等方式的製約，而這些災害是很難預測的。甚至1644年以後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這種持續的相對衰落。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概括這段曆史。1736年，即（英國）亞伯拉罕·達比在科爾布魯克德爾的鐵工場開始出名的時候，中國河南和河北的鼓風爐和煉焦爐已被完全廢棄了，而鼓風爐的規模在征服者威廉於黑斯廷斯登陸4以前就已經很大了。這下子它們要等到20世紀才會重新恢複生產。
伊斯蘭世界
16世紀初葉第一批歐洲航海家訪問中國的時候，他們雖然對它的麵積、人口和財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許已經看出這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那時對奧斯曼帝國當然還不能這樣說，它當時正處在擴張的中間階段，由於離基督教世界的後院比較近，因此對後者更具有威脅性。從更大的曆史和地理背景來看，大概可以這樣說，事實上伊斯蘭國家在16世紀已形成了世界事務中發展最迅速的力量。不僅奧斯曼土耳其人在向西推進，而且波斯的薩非王朝也正經曆著國力和文化的複興，特別是在伊斯瑪儀一世（1501~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時代；一係列強大的伊斯蘭化的汗國仍然控製著經喀什噶爾和吐魯番到中國的古代絲綢之路，這與諸如博爾努、富蘭尼和馬裏帝國等一係列西非伊斯蘭國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國在16世紀早期就被穆斯林勢力推翻了；而喀布爾國王巴布爾則從西北部通過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於1526年建立莫臥兒帝國。雖然最初對印度的統治並不穩固，但他的孫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順利地鞏固了這個帝國，他開創了西起俾路支東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國。在整個17世紀，阿克巴的繼任者們繼續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馬拉特人推進，這正好是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從海上侵入印度半島的時候，然而後者的規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締造的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還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與之比較起來，基督教傳教團的傳教活動就顯得黯然失色了。
但對近代早期歐洲來說，最嚴峻的伊斯蘭世界的挑戰，當然來自於奧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難以對付的軍隊和那個時代最好的圍城戰法。在16世紀初以前，他們的領地已從克裏米亞（在那裏他們侵占了熱那亞人的商業據點）和愛琴海（在那裏他們夷平了威尼斯帝國）延伸到黎凡特。至1516年，奧斯曼軍隊奪取了大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土耳其火槍摧毀了馬穆魯克軍隊。這樣，他們在封鎖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後，溯尼羅河而上，並通過紅海推進到印度洋，在那裏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這也令伊比利亞船員不安的話，那麼同土耳其軍隊給東歐和南歐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較起來，簡直算不了什麼。土耳其人已經占有了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並在瓦拉幾亞和整個黑海沿岸有決定性影響；但在向南攻擊埃及和阿拉伯以後，在蘇萊曼時期（1520~1566年）對歐洲的壓力重新開始。那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強大的東方堡壘——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優勢軍隊了，它在1526年第一次莫哈奇戰役之後受到蹂躪，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爾在帕尼巴特戰役獲得勝利的那年，通過這一勝利他為建立莫臥兒帝國奠定了基礎。是否整個歐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在有些人看來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圍了維也納。事實上，那時陣線已在匈牙利北部穩定下來，神聖羅馬帝國從而得以保存；但以後土耳其人仍構成持續的威脅並施加了從來不能完全忽視的軍事壓力。而到1683年，他們再度包圍了維也納。
奧斯曼海軍的擴張在很多方麵幾乎同樣令人驚恐。土耳其人像中國的忽必烈汗一樣，發展海軍隻是為了攻下四麵環海的敵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這種情況，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戰艦序列和幾百艘小船對其進行封鎖，以協助1453年的攻城。此後強大的戰船隊曾被用於橫穿黑海的戰役，用於往南向敘利亞和埃及推進，以及為控製愛琴群島、羅德島、克裏特島和塞浦路斯島而同威尼斯發生的一係列衝突。在16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中，威尼斯、熱那亞和哈布斯堡的艦隊都避免與奧斯曼的海上勢力接近；但到該世紀中葉，穆斯林的海軍在整個北非沿海都很活躍，他們常常襲擊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裏群島，並且最後於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戰役敗北才受阻止步。
當然，奧斯曼帝國不僅僅是一部軍事機器、一個從事征討的上層人物集團（像中國清朝時的滿族人）。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羅馬帝國還大的一塊地區和許多臣屬民族中，確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語言的統一。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伊斯蘭世界在文化和技術上都領先於歐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設備好，並有排水係統，而且其中很多城市還有大學、圖書館和極其壯麗的清真寺。在數學、製圖學、醫學以及科學和工業的許多其他方麵（磨坊、鑄炮、燈塔、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領先地位。奧斯曼從巴爾幹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來土耳其士兵的製度，造就了一支虔誠的、統一的軍隊。對其他種族的寬容使許多天才的希臘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為蘇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鑄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蘇萊曼一世這樣的成功領袖的領導下，一個強大的官僚階層管理著l 400萬居民，而這時西班牙隻有500萬人，英格蘭僅有250萬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時期擁有50萬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歐洲城市都大。
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人也開始踉踉蹌蹌，轉向內戰，最後失去了支配世界的機會，雖然這種明顯的衰落比明王朝極其類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這一過程是早期土耳其勝利的必然結果：奧斯曼軍隊雖然管理良好，或許可以維持一條很長的國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錢的代價，則很難繼續擴張；而且奧斯曼帝國主義與後來的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帝國主義不同，它沒有順便帶來許多經濟利益。到16世紀下半葉，已有跡象表明，奧斯曼帝國在戰略上戰線拉得過長：一支龐大的陸軍駐紮在中歐，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在作戰，一些部隊在北非、愛琴群島、塞浦路斯和紅海作戰，而堅守克裏米亞以防正在興起的俄國勢力則需要援軍。由於先以伊拉克而後以波斯為基地的什葉派，向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遜尼派在行為與教義兩方麵發起挑戰，使伊斯蘭世界發生分裂，即使在近東也沒有一個平靜的側翼。有時局勢像當時德意誌的宗教鬥爭一樣嚴重，蘇丹隻有靠用武力鎮壓什葉派異端，才能維持其統治。然而在邊界另一邊阿拔斯大帝統治下的波斯什葉派王國，已完全準備好與歐洲國家聯合反對奧斯曼人，就像法國曾與“異教”的土耳其人聯合反對神聖羅馬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與這一係列敵人作戰，需要傑出的領袖來維持其發展，遺憾的是1566年以後，陸續進行統治的是13個無能的蘇丹。
但外部敵人和個人的弱點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奧斯曼帝國的整個製度像中國明朝的製度一樣，越來越多地受到專製集權和對創見、異端、商業的極端保守態度的影響。一個愚蠢的蘇丹可以使奧斯曼帝國陷於癱瘓，而一個教皇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對全歐洲卻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由於缺乏來自上麵的明確指令，官僚體係的各個分支變得麻木僵化，它們對一切變故持保守態度，從而扼殺了新鮮事物。由於1550年以後沒有擴張領土和隨之而來的戰利品，不滿的軍隊轉而進行內部劫掠。商人和企業家（差不多都是外國人）早先曾受到鼓勵，現在發現自己遭到了不曾預料到的征稅和對財產的非法沒收。越來越高的苛捐雜稅使商業凋敝，城鎮人口減少。也許受害最大的是農民，他們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隨著局勢的惡化，文職官員也開始掠奪，他們索取賄賂並沒收貨物儲備。由於戰爭花費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戰爭期間喪失了亞洲的貿易，因此政府更加拚命地搜羅新的財源，而這必然會給那些營私舞弊的收稅人更大的權力。
對於什葉派的宗教挑戰的強烈反響，明顯地反映和預示著官方將對各種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強硬態度。印刷業遭到禁止，因為它或許會傳播危險的見解。經濟觀念仍很原始：進口西方商品是被允許的，但出口被禁止；行會竭力阻止創新，阻止“資本主義”生產者興起的行為受到支持；宗教對商人的抨擊加強了。由於輕視歐洲人的思想和實踐，土耳其人拒絕采用抑製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們的人口受惡性傳染病的影響較大。在一次令人震驚的蒙昧主義的行動中，一支土耳其軍隊於1580年搗毀了一個國家天文台，他們聲稱是這個天文台引起了一場瘟疫。軍隊實際上成了保守主義的堡壘。盡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歐洲軍隊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時深受其苦，但他們自己現代化的步伐很慢。他們沒有用較輕的鑄鐵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戰役失敗以後，他們沒有建造更大的歐洲型艦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艦隊僅僅奉命停泊在紅海和波斯灣比較平靜的水域，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遠洋船的必要性。也許技術上的原因是一個因素，但文化和技術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比起來，北非伊斯蘭化的各國非正規的海盜船卻很快采用了裝配大炮的快速風帆戰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