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命的是，柳傳誌心中那個“很有競爭力的價格”，在這裏“根本拿不出手”。“人家的報價比我們低2000塊，”周曉蘭在電話裏告急，“能不能讓我再降一點，哪怕降500塊。”柳傳誌不信，以為別人在虛張聲勢。他令周曉蘭尋找內線去調查，結果證明全是真的。周還意外地發現“宏”在香港建起直屬分公司，又在大陸尋求代理商，在深圳舉辦的“宏電腦代理商培訓班”也剛剛結束。那次培訓班上的口號就是“到中國大陸來爭一爭。”柳傳誌把這話用北京話一翻譯，成了“就是要來攪和攪和”。他走到中關村街上，發現幾天不見，竟多了不少台灣、香港公司的辦事處。壞消息接踵而至。公司接到了機電部的“通報”，上麵的每一個數據都在證明形勢不妙：1992年2月國內計算機行業的利潤總額下降26%。規模最大的長城銷售額雖然上升了，利潤卻下跌53%。與此同時，還有26851台國產微機堆在倉庫裏麵賣不出去。李勤還記得去年公司上下談論的競爭對手是長城和浪潮，可現在忽然發現，這些對手已經不算什麼。“主要的競爭對手就是台灣的產品，”他說，“在台灣產品的後麵還有美國的產品。”
市場上微機的平均價格在一周裏下跌了4000元。總裁室趕緊坐下來計算自己的成本和價格，結果發現很難滿足周曉蘭的要求。當時的聯想微機至少要保留15%的毛利率，才能打個平手。這是因為，在微機的生產成本之上，還要增加：地區代理費、維修費、培訓費、廣告費、日常開銷、稅。15%是條“活命線”。這樣看來，公司在1992年春季訂貨會上的失敗隻不過是一個跡象。“伸出手感覺一下，山雨欲來風滿樓，風的勁頭確實不小，”柳傳誌說，“我感到了1991年那場‘黑色風暴’刮進來時的那種滋味。”“狼來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李勤說，“我們隻能橫下一條心，和狼拚了”。
“72家房客”轟動京城
3月的一天，柳傳誌試圖尋找銷售市場上的進攻路線時，忽然接到屬下呈來的一個文件，頓時來了精神。文件勾畫了公司成立以來第一個分配住宅的方案。他對自己6年前第一次分到一套公寓時的興奮還記憶猶新，知道住房的分配在中國任何一個機構都是最頭疼的事，而且牽動著所有員工的熱情、智慧和渴望。幾個月前他派王平生去製定這個文件的時候，王平生向他建議：“我們要有一個突破，在年輕人最有幹勁的時候，喂給他最好的草料。等到人都老了再弄一個‘三間一套’，那沒多大意思。”他當即同意，可在心裏還有疑惑：那小子怎麼才能做到讓老年人心甘情願地排在年輕人後麵？現在他發現王平生的確是說到做到。“我看了分房子的名單，不論是一間的、兩間的，還是三間的，幾乎都是年輕人，”柳傳誌在公布這一方案的大會上對全體員工說，“所以我很有感慨，又羨慕又忌妒。”年輕人大笑起來，就聽他繼續說：“年輕人不願意老同誌動不動就回憶過去，但老同誌確實就是情不自禁地要比比。1985年，倪總作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住進了三間一套的房，他那年46歲。我的老師陳大有，大概在1982年，差不多也是這個年齡，住進了三間一套的房。我幫他去打掃衛生，覺得那房子就像皇宮一樣……”
聽眾中笑聲再次響起。他開始描述自己那時候住的“東郊民巷”：“12平米，我一家7口人住。房頂是一層石棉瓦，夏天特別熱，冬天特別冷，大自然的陽光雨露我們都能充分享受。在當時還挺滿足的，因為隔壁就是周曉蘭，她1958年大學畢業，比我早8年，也住在那兒。”年輕人不笑了，瞪大眼睛看著他。他接著說：“30歲左右的年輕人住進三間一套房，我可從來沒聽說過。”他戛然而止，台下掌聲響起。不僅僅是年輕人在笑，而且那些沒有得到房子的老資格的員工也都心甘情願。產生這種奇妙效果的秘密，用一句話就可說明白：把分房子變成賣房子。讓大家如此激動的新房子共有72套，可當時卻有至少400個員工瞪著它，人人想要。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住房製度的特點之一，就是把員工工資中購買住房的那一部分扣下來，然後把房子當做福利來分配。假如援引舊例，那就無法避免公司內部的一場無休止的爭奪戰。現在公司宣布，無論誰想得到住房，都須照價付款。公司可以用資產擔保、讓員工自己到銀行貸款，分期償還。這一方案在今天看來已是太簡單的事，但在90年代初期卻有著石破天驚的效果，因為它在京城開創了工薪者購買住宅的先例，簽下老百姓向國家銀行貸款用於消費而非投資的第一份合同，此外還讓大部分員工自願退出“申請者”的行列—他們不再為分不到房子而覺得吃了大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