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到公司來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學家了，而我在所裏隻是一個無名小輩，你能那樣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這使我永遠心存感激。在公司經曆的數不清的風浪中，你未必每件事都知道處理的經過，根據你初到公司來的約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擾你，就不打擾你。但你總是用你最信任的態度和我堅決站在一起。在我們共同奮鬥渡過難關的時候，那種勝利的欣慰，也使我永遠不能忘懷。我們有時間在一起談談心，談談自己的過去，談談對人的看法，談談對政治問題的看法，這些隨便的談話，使我們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進一步講，我們可以作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講，我們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純潔，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個君子，但為人很固執，有時也很偏激，當你看誰好的時候，就什麼都好，當你看誰不好的時候，又可能覺得這個人處處不好。從我內心講，我對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當做是一種光榮。我把對你的關心放在了十分的位置之上。當然，也可能有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麼問題，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們10年相處的信任和友誼都一風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於眾。我對你的最大意見就是性格太內向，話一定要憋在肚子裏，而且，一定要積存夠了再講。有時候，明明是誤會，早講早解決，也一定不講，而且，一定覺得自己對。
如果有可能，我們當麵將話談透，把心裏的話全倒出來，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個君子，我信得過你。共商大計，奠定基礎。今天的聯想，無論是香港，還是北京，都處在非常緊要的關頭，核心組能同心同德處理問題，尚難保證順利過關，如果核心部分鑼齊鼓不齊，結果很難設想。如果覺得恢複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難度，信不過我，不願意講透，那我們畢竟是10年的朋友，我們不必將矛盾公開化，我堅決退出核心組。如果將矛盾公開化，實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氣，你也知道我的脾氣，結果是越陷越深，最後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對我來說，就更可悲了。因為我曆來很想將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發展成一種惡性關係，到底是為什麼呢？柳傳誌後來說自己的這封信“非常誠懇”，又說這是“最後通牒”。應當說，這兩種說法全都沒有錯。他當時剛剛擺脫美尼爾症的侵擾，覺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寫來很不冷靜”。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一個感覺不會有錯，那就是“倪光南開始找茬兒了”，於是在心裏決定，這封信將是自己最後一次推心置腹：“如果他回信，我們還有機會好好談一談；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徹底崩的準備。”可是倪光南沒有回信。他不再相信柳傳誌的誠意，認定那個人表麵上句句感人肺腑，其實都是為了給別人看的，如若不然，他留著那信的底稿又為了什麼？
這樣看來，1994年春天在聯想曆史上的最令人悲傷之處，就是倪光南和柳傳誌彼此失去了信任。很多人都會奇怪：柳傳誌能夠那麼寬容地對待給他帶來極大麻煩的孫宏斌，倪光南在公司裏也處處都是一副忠厚長者的形象，可是這兩個人竟會為了一些小事如此劍拔弩張。這是因為那些人不能理解，信任乃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紐帶，它包含著巨大的情感也包含著堅定的信念，一旦失去，任何一個細小的嫌隙都有可能變成難以逾越的鴻溝。
一次戰略抉擇演變成個人糾紛
楊元慶在北京發布“E係列”的那一天，倪光南來到上海，加緊追求他的新理想。他的上海之行讓公司的很多人興奮不已。至少香港聯想的呂譚平、吳禮益，還有副總裁張祖祥是這樣的。他們與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待了三天，與複旦大學和長江計算機公司達成合資建立“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的意向。“設計中心”的目標是“集成電路”，也就是開發製造計算機的專用芯片。毫無疑問，它在計算機產業的“微笑曲線”上屬於高端產品，所以倪光南一說起來就會兩眼放光。好幾個月來，他一直在這件事上傾注著自己的熱情，想到僅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術人員還不足以擔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聯想至少再招聘15個研究人員，還試圖在美國尋找芯片設計專家。這兩件事情經數月努力進展不利，於是他便來到上海開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有證據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總裁室會議上將“上海計劃”向柳傳誌和曾茂朝報告，當日的會議記錄寫有“柳傳誌等同誌表示讚同”一句。但是也有證據表明，柳傳誌當時仍在權衡此事利弊，所以總裁室的會議並未形成決議。從倪光南的立場上說，他急於將自己的全部熱情和智慧投入“集成電路”，是有理由的。當日“聯想漢卡”的頹勢已無可挽回，而微機事業部的誕生以及楊元慶的大權獨攬，又決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導“聯想漢卡”那樣來主導“聯想微機”的未來。在公司最重要的產品中不能擁有一席之地，這和一個總工程師的身份無論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個技術領袖不能在公司的技術方向上發揮主導作用，那麼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會發生動搖。但是我們更願意以廣大而積極的眼光來看待倪光南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