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麵臨著兩類必須解答的課題：（1)中國國力的持續增長是真實，還是虛幻？（2)中國的發展對日本是威脅，還是機遇？對前一個問題，近年來日本各界的主流見解漸次傾向於承認中國的崛起將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對後一個問題，日本各界持不同立場的人們做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回答。在21世紀戰略抉擇的大是大非麵前，日本出現了一些背離中日關係健康方向、誤導日本對華戰略調整的論點和思路。一是試圖假美國“虎威”來遏製中國；二是無視“後‘雁行模式的到來而提出日本要做東亞經濟的“核心”；三是把與韓國、新加坡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推動“日本一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構想”視為抑製中國的地區影響與作用的手段麵對千載難逢的東亞區域合作機遇，中國正以積極、開放的姿態推動這一進程，其重點之一就是積極推動中日在區域合作中的攜手合作。近年來，日本也對這一進程做了肯定的反應，推出了一些舉措。但從總體上看，21世紀初的日本顯然缺乏20世紀90年代初期那種推動區域合作的熱情和積極性。究其原因：（1)在其自身經濟多年低迷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勢頭下，日本因喪失自信而導致政策的內向化，對推動區域合作采取了疑慮和觀望的姿態；
(2)日本右翼鷹派勢力趁國內經濟蕭條、對外強硬論易於嘩眾取寵之機，把其對外政策的重點從經濟擴張轉移到“海外派兵”方麵；(3)東亞經濟合作政策依然受到美國政策的牽製；(4)還放不下亞洲唯一“發達國家”的包隻；(5)在農業開放問題上還未能痛下決斷。
近年來，國際上頗為流行“中日爭奪東亞合作主導權”的說法。實際上，在東亞地緣政治與經濟環境下，由哪一個大國主導東亞區域合作都將是難以勝任的。美俄是兩個外圍國家，自然難以負起主導重任；中日作為東亞兩個核心大國，在曆史上曾先後成為本地區最強國，目前又出現了國力均衡化趨勢，且其曆史積怨和競爭心理根深蒂固，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都將難以接受對方的主導地位。在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國際環境下，東盟曾以“平衡大國”的策略發揮了“中小國家領導大國”的作用，成功地主導了東亞經濟與安全合作進程。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東盟的實力和凝聚力大為削弱，但其對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攜手主導東亞合作依然抱有警惕。朝鮮半島的複雜局勢，也給任何一個大國主導東亞區域合作大大加深了難度。因此，未來10-15年期間，東亞區域合作進程的主導力量將是一個不確定的、因時因事由各國和地區交替或聯手登場的角色。就目前而言，東盟主導的“10+3”框架無疑是東亞區域合作的最主要的機製。
然而，中日畢竟是東亞兩個大國和潛在的區域經濟“雙火車頭”。今後如果雙方能夠就東亞區域合作進程達成共識，則將能在這一進程中共同發揮更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中日就東亞區域合作形成攜手局麵之前，東盟對“10+3”框架以及韓國對東北亞合作的推動作用將顯得格外突出。
經濟合作畢竟隻是整個東亞區域合作進程的領域之一，但它也是其十分重要而且最為現實的第一步。東亞經濟合作的目標將是逐步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其主要環節包括“自由化”和1渡化”，其具體體現將是“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從長遠的眼光看，東亞區域合作的目標應是最終走向政治、經濟、安全等多個領域的全麵區域合作，其實質是走向一個“東亞共同體”(EastAsianCommunity)。在這一漫長進程中，沒有中日合作，就不會有真正的東亞區域合作。
如何界定和對待東亞合作？這是21世紀初中日兩國麵對的共同課題。目前，中日雙方的基本思路既有共性，也有差異，甚至包括嚴重分歧。中日能否擴大共識，加強協調與合作，已成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和中日關係所麵臨的重要課題。
第一，中日應致力於就東亞合作的範圍與內容達成共識。無論從地緣考慮還是從經濟合理性看，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核心成員隻能是東亞國家。從長遠看，如果這一區域經濟合作得到進展，其下一步勢必向兩個方向擴展：一是發展與外圍國家的合作；二是逐步向包括外圍國家在內的東亞區域政治與安全合作發展。
第二，中日應妥善處理好與美國的關係。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具有超強的綜合國力和對外影響能力，其在東亞地區的重要影響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10+3”成員在經濟上都對美國具有很高的依賴性，在政治與安全領域也受到美國的強烈影響。因此，緩解美國的疑慮，排除其幹擾，是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為此，東亞各國應就如下幾點達成共識：（1)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基於經濟合理性之上的合作進程；（2)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環太平洋合作之下的開放的次區域合作，兩者並不相互矛盾，而是互補和互促；（3)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下一階段以及東亞區域安全合作階段將有美俄等東亞外圍國家的更多參與。在推動這一共識方麵，事事看美國眼色的日本米取更為積極的態度尤顯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