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四川是農業大省，“三農”工作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四川做好“三農”工作的關鍵在於實現富裕農民、發展農業和繁榮農村“三位一體”的目標。農民增收是與全國同步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要大力拓展農民增收渠道，把促進農民增收各項工作落到實處；新型農業經營體係是新時期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的組織製度載體，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係，大力培育龍頭企業、聯戶經營、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新農村建設是推進農村現代化和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抓手，要以促成產村相融、產村一體為路徑成片推進新農村建設。
一、大力拓展農民增收渠道
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要實現這一奮鬥目標，從2013年到2020年的八年間，按可比價格計算，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必須年均遞增6.2%以上，農民增收的任務十分艱巨。四川省農民增收更是“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和難中之難，如果四川農民人均純收入2020年要接近或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話，年均增長須達到8.7%以上。因此，必須大力拓展農民增收渠道，加快消除四川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與全國水平的差距，逐步縮小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的差距，為四川與全國同步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近年來，四川省按照集中、集約、集群發展的理念，以建設標準化、規模化和設施化的產業基地為載體，大力推進現代農業良種化、標準化、規模化、品牌化，不斷推進傳統農業向適度規模化和地區專業化的現代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農業和農村經濟得到突破性進展，農民收入水平同步得到顯著提高，農村經濟形勢整體呈現良好發展態勢。但是，四川農業發展方式不斷發生的重大突破和轉變，既帶動農業產業規模急劇擴張和市場競爭力大幅提升，同時也對實現農民持續穩定增收構成四個方麵的嚴峻挑戰：
第一，農民傳統增收空間受到擠壓。伴隨農業發展逐步走向規模化、專業化和標準化，在農業經營效益不斷提升的同時，農民傳統增收空間卻因此而受到擠壓。這一問題在現代畜牧業發展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畜牧業的規模化過程中，由於進入的投資門檻較高，農民往往被排除在現代畜牧業發展之外。有專家測算，一個年出欄生豬1000頭左右的標準化生豬養殖場，從建圈舍到購買種豬到繁育仔豬再到出欄商品豬，需要投入的資金達200萬左右，遠遠超出普通農民的能力範圍。普通農戶已經很難進入規模化養殖領域，從而導致規模化養殖場主要由公司等外來業主或已初步完成原始積累的少量返鄉農民工所開辦，真正由當地農民逐步做大自行發展起來的少之又少。據專家調查，四川省年出售生豬總收入高於2000元的農村家庭僅占總農戶數的10%左右。可見，畜牧業總產值的快速增長主要靠大中型養殖場拉動，家庭養殖業向自給性生產方式退化的特征十分明顯，曾經作為農戶主要增收來源的功能已經顯著減弱。
第二，農業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近幾年由於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過快，轉移勞動力結構偏向於青壯年，使得在局部地區已開始出現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和結構性短缺。專家的調查發現，四川省38.3%的家庭隻剩下一位或兩位60以上的老年人口留守在家，全省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年齡高達54.2歲，高出農村實際勞動力平均年齡11歲，中老年、女性勞動力成為農業生產主體，農業勞動力的季節性短缺已經成為常態。有49.3%的農戶農忙時勞動力不足，其中，分別有36.7%、12.8%農戶選擇以“雇工”和“粗放耕作”的方式來應對勞動力短缺問題，有的地區農業工資水平高達80-120元/天。與此同時，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拉低了農業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有70%的現有農業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及以下，這進一步影響到了農業勞動力對農業技能培訓的重視程度。更為重要的是，農業生產對傳統種植技術的路徑依賴，使得老齡勞動力缺乏有效的技術需求，對機械運用、新技術、新品種采用的保守意識較濃。
第三，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後勁不足。近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吸引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二三產業轉移，大部分農村青年勞動力選擇外出務工、個體經商等非農行業，勞務經濟的興起給農民家庭帶來了顯著的增收效應。四川省農民工隊伍規模已突破2000萬人，近五年，農村家庭的工資性收入增長不僅快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且超過城市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雖然當前農民工資性收入水平增長較快，但是國際經濟形勢波動頻繁和國家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宏觀形勢下，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空間可能有所萎縮，未來發展形勢並不容樂觀。同時專家調研發現，雖然農民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越來越高，但大部分務工收入並沒有直接轉化為農業的生產性投資，而主要用於農民家庭的生活性支出，僅有3%的農民表示其第一用途是“發展農業”，而85.5%的家庭務工收入的第一用途是“家庭生活日常開支”和“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