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再努力，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於生產領域之外。江青指責周恩來隻要生產，不要革命。政治局會議上，林彪批評周恩來“大錯特錯”。周恩來牢牢把住國民經濟生死關，憤然反擊：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1967年2月20日淩晨，中南海西花廳。
高聳、威嚴的紅色院牆，沒能抵擋住從塞外呼嘯而來的西北風。凜冽的寒風夾裹著砂土在窗外肆虐地飛舞。
剛剛從毛澤東處談完話回來的周恩來伏在案頭，圈圈點點地在閱改著一份文件。
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是：眼下農村春耕生產即將開始，希望廣大貧下中農和農村人民公社各級幹部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動員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產。信中還指出：人民公社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過錯誤的同誌也應該努力在春耕生產中將功補過。廣大群眾應該諒解和支持他們。建議你們立即召開一次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會議，布置春耕生產工作。人民解放軍當地部隊和各級軍事機關要大力支持、幫助春耕工作。
周恩來圈改完最後一個字，隨即在信的空白處批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請你將這一修正稿即送主席審批，批後重新印發，並登報。
周恩來按鈴叫來值班秘書，吩咐立即把文件送走。
周恩來直了直疲憊的身軀，布滿倦容的臉上思緒重重。
圍繞著是要“革命”還是要生產的問題，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一夥的新的一輪較量又即將開始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為了盡量減少運動對國民經濟的衝擊而造成的損失，維係最起碼的國計民生，周恩來費盡心血，已經與林彪、江青一夥及一切破壞經濟建設的行為進行了多個回合的較量與鬥爭。
狂飆突起，周恩來接連製定了兩個文件，試圖對運動作出某些限製，但都沒能“令出中南海”。
按照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工礦企業和農村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卻出現“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的勢頭。針對這種態勢，周恩來主持製定了兩個文件，試圖對運動作出某些限製，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對。
8月下旬，當風起雲湧的紅衛兵大串聯開始危及到工農業生產和各級領導機關的正常業務工作時，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鐵路樞紐和重要站段、港務局和碼頭、尖端企業和科研部門、中央和各地的銀行、大電廠、城市重要公用事業機關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部門列為“要害部門”，“必須堅決進行保護，對這些要害部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加強領導，使領導權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應當主動地向廣大紅衛兵和群眾進行教育，勸他們不要去衝擊這些部門，對不聽勸阻者，應依法處理。”
8月26日，陶鑄將通知草稿送周恩來。
周恩來閱改後批示：提議照發，請主席、林、康、富春、江青核閱。退汪東興辦。不料，江青看後卻提出：建議中央常委討論一下，至少應請主席和林彪同誌仔細閱讀和批改。
9月1日，毛澤東批：此件不發。
顯然，這個通知的精神不對毛澤東的思路。運動剛開始，毛澤東不希望對運動有太多的限製。他怕運動又出現派工作組時的“冷冷清清”。
運動初期，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為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一員，擁護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從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來考慮的。但他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工作的總理，還有一個基本的務實態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飯。命要革，修要防，國家的經濟建設也要搞上去。
到1965年底，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好不容易才完成，經濟形勢終於從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中擺脫出來，開始走向好轉。1966年，國家將正式執行被推遲的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因此，此時此刻，周恩來的思維觸角全部聚集於如何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更好更平穩地把中國的經濟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以實現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對這個宏偉目標，毛澤東也很興奮，並一直在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為之奮鬥。然而，此時毛澤東的思維焦點是徘徊於階級鬥爭、防止修正主義等問題上，他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麵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他決意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這種危險。其他一切工作要服從和讓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中心工作。
當然，毛澤東也沒預料到“文化大革命”會像後來那樣搞成亂得難以收拾，也沒料到林彪、江青一夥會利用“文化大革命”。
所處的位置和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對問題的想法也就不一樣。
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擔心“文化大革命”會給國家的經濟建設帶來衝擊，而且希望運動不要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他想，這希望也應當是毛澤東所讚成的。抓革命，促生產，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嘛！
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雖然重提階級鬥爭，但又同時指出：切不可以因階級鬥爭妨礙經濟調整工作，請各地區、各部門務必注意。要記取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
因此，對於毛澤東不同意批發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周恩來雖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沒有想得太多。
9月1日，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座談會上，周恩來對紅衛兵衝擊生產提出了批評。他說：有的地方，紅衛兵與工人對立起來，要求工人像學生一樣鬧革命才沒有意見。這怎麼行呢？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工廠總不能放假搞革命不搞生產吧？服務行業也不能停止供應吧，這個道理給你們一說就應該懂得。比如，還有熱電站，也是一秒鍾也不能停的。凡是有生產任務的地方都不要去影響，你們學生放了假鬧革命，工人還有他們的生產任務，你們要照顧他們的生產任務。
9月2日，周恩來又親自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風起雲湧的紅衛兵運動提出了十個方麵的政策要求。
其中，在紅衛兵串聯的問題上，周恩來寫道：串聯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受危害；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紅衛兵要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聯。
9月3日，周恩來對《意見》作修改後，立即召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準備討論通過《意見》，早日下發。
參加會議的有陶鑄、康生、李富春、陳毅、王任重、謝富治、楊成武、劉誌堅、吳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
會上，陶鑄、陳毅等都讚同《意見》，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對紅衛兵講清楚一些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但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卻對《意見》表示否定。
康生說：這十個問題，需不需要講？我看不需要講。如果這個文件發下去，就有“包辦”、“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關鋒也在一旁幫腔說：把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對立起來，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結果，周恩來親自起草的這一文件又被壓下了，沒能發出去。
很快，周恩來擔心“文化大革命”會衝擊經濟建設的預感就變成了沉甸甸的現實。
農村也“炮打司令部”。周恩來指示起草了兩個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於生產領域之外的文件。中央碰頭會上，中央文革議而不決。毛澤東接到周恩來送來的文件後批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9月4日，一份電話記錄以“要事彙報”的形式擺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這份電話記錄寫下了黑龍江雙城縣人委辦公室的情況反映：雙城縣8月22日開了“點火”大會，提出了“炮打司令部”。縣委書記和縣長都被鬥了。到9月2日為止，全縣21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生產隊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隊、小隊幹部多數被鬥倒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少隊幹部出走了，生產無人負責。目前秋收生產臨近，不少公社、生產隊已陷於癱瘓，對秋收生產將會有很大影響。縣、社、生產隊的文化大革命怎麼開展？炮打司令部包不包括縣、社、隊？中央和國務院7月2日和22日通知和補充通知是否仍有效？急切要求中央給以明確答複。
這裏所說的通知和補充通知是指中共中央、國務院於7月2日、22日先後發出的《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和《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補充通知》。兩個通知都強調：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及縣以下基層生產單位，應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結合起來，分期分批進行，不能一哄而起，影響生產。
看罷這份電話記錄，周恩來雙眉緊蹙，憂心如焚。如今，不光是紅衛兵串聯對工農業生產的影響，工廠、農村內部自己也點起“火”來了，工人、農民也開始離開生產崗位，四處“鬧革命”。黑龍江雙城縣反映的情況不僅僅黑龍江存在，全國好些地方都有反映。如果聽任這種勢頭在工廠、農村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怎麼辦？
周恩來拿起電話，找到了陶鑄。他與陶鑄商量，要盡快製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重申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應結合原“四清”的部署，分期分批進行，以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同時，要陶鑄組織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一下革命不影響生產。
周恩來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穀牧等商量一下，負責起草有關農村、工廠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社論要求所有工礦企業、人民公社、基本建設單位的領導都要適當分工，建立兩個領導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廣大工人、社員和科技人員及其他勞動者“應當堅守生產崗位”，學生不要到農村和工廠去幹預那裏的革命和生產。
同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學生大會和中國科學院辯論大會上都反複提到《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
他在中國科學院辯論大會上說：我們在進行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又要推動其他兩大革命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這就是今天《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科學院既要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要進行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我們不能看著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憑我的責任來說，我不能夠看著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不能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們最緊急、最需要的業務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李富春、譚震林把起草的關於農村、工廠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的兩個文件——《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報送周恩來審批。
周恩來對這兩個文件稍作了修改。
這兩個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盡可能將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於工廠、農村生產領域之外。
《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強調：縣以下各級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要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公社、生產隊去串聯。縣以下各級幹部和社員，也不要外出串聯。秋收大忙時，“四清”運動可以暫停下來。對由上級黨委和政府任命的幹部，均不應采取群眾直接“罷官”的做法。縣以下各級領導，有些陷於癱瘓的，應迅速調整幹部，恢複和加強其領導力量，把縣的各項工作全麵抓起來。
《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強調：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應當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等工作的正常進行。各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服務行業的職工，應當堅守生產崗位。學校的紅衛兵和學生不要到這些部門去串聯，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的進行。中央各部直屬企業及各地區的工礦企業、事業和商業、服務業等單位，凡已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應當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迅速組成兩個班子，一個班子抓革命，一個班子抓生產。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到業餘時間去搞。還未開展文化大革命、而生產任務又重的單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遲進行。
這兩個文件的精神深受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尤其對廣大基層幹部來說，猶如雪中送炭。
文件還沒有正式下發之前，陶鑄給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有關領導透露了這兩個文件的精神。
華東局立即把陶鑄傳達的精神傳達到各地，要求各地、市委用最快的辦法傳達下去。
廣大幹部、群眾聽了傳達後，反映強烈。
江蘇省委文化革命小組給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來電反映：廣大工人、農民聽了傳達後反映強烈，普遍認為這是《十六條》的具體化，是一項正確的措施，說了工人、貧下中農想說的話。不少老工人反映：原來對生產的不正常情況很焦急，但又不敢講，怕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現在有了中央指示，我們可以講話了。不少貧下中農反映：隻抓文化大革命，不抓生產，田裏隻長草，人要沒飯吃。各級幹部也反映很好，說現在工農業生產問題很多，過去不敢講話，怕講了生產，就被說成是“不突出政治、反對文化大革命”；現在中央講了話，心裏有了底，可以理直氣壯地領導生產了。大、中學校的學生聽了傳達後，反應不一。有的相信，有的表示懷疑，說來得突然，不可理解，既是中央指示，為什麼不登報、不廣播？有的學生還說：早不下達遲不下達，正在大批學生下工廠、下鄉串聯時下達，這是地、市委的大陰謀。
江西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向中央文革小組發急電反映：華東局韓哲一打電話給省委白棟材同誌傳達中央關於農村、工礦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說要把縣以下和工廠穩住，學生不要到農村、工廠去串聯，幹部要挺起身來講道理，生產搞不好，沒有飯吃，什麼也不能搞了。還說這是主席提的，要馬上用電話下達，下達到縣委和工廠黨委。紅衛兵總部籌委會認為，文化大革命正處於高潮，突然接了這麼個文件，我們一致認為這個所謂文件是完全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和《十六條》不相符的。望中央火速回電。
上麵兩份情況反映的來電周恩來都看過。
9月8日，周恩來召集中央碰頭會，討論《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會議討論沒有結果。中央文革的幾個人表示反對，說會給運動潑冷水。在他們看來，既然毛澤東不同意批發周恩來指示陶鑄起草的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那麼，也肯定不會同意批發這兩個文件。
這回，他們估計錯了。
會後，周恩來將這兩個文件，連同黑龍江雙城縣人委的情況反映、江蘇文革小組的情況反映及江西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的來電，一並送毛澤東，並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看了江蘇文革小組9月8日來電和上饒紅衛兵總部籌委會9月7日來電，我認為有關農村和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問題，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然後才好批發這兩個方麵的通知。現將有關文件送上，提議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北京市委各同誌，妥否，請主席指示。
9月10日，周恩來出席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全體“出征戰士”大會。
周恩來告誡即將赴各地串聯的紅衛兵：你們去工廠訪問、參觀，不要妨礙他們的生產，不能硬闖入工人生產車間。《抓革命、促生產》這篇社論重點放在尊重工人階級，他們自己能夠解決問題。農村，現在正是三秋季節，是秋收、秋耕、秋種的時候，我們應該積極注意和支持三秋工作，不要妨礙他們的三秋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已經寫了，我們還打算另外再寫一篇。
周恩來提醒赴上海串聯的紅衛兵：上海是一個大城市，那裏的生產關係到全國的建設。那裏的生產任務很重，還有很多的尖端科學實驗，不應該做的事，你們不要強加於他們。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有革命和建設的秩序，否則，生產就要受影響。
周恩來還說：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十六條》講了，是文化教育機關和黨政領導機關。那些機關也還有它的日常業務工作，也並不是所有的黨政機關和它們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一個框框不符合《十六條》。否則，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不就是漆黑一團嗎？邏輯不通嘛！
周恩來要求去串聯的紅衛兵要向廣大學生、紅衛兵、工人、農民宣傳黨的這些政策。
後來，中共中央華東局來電反映說：廣大幹部和群眾得知周恩來的這次講話後，一致認為講話解決了很多思想和政策問題，建議整理出來公開發表，或印發正式文件傳達到群眾。
毛澤東經過一番反複考慮後，此時也支持周恩來的意見，感到強調一下不能衝擊生產很有必要。
就在周恩來講話的同一天，毛澤東對周恩來送來的《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批示：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北京市委各同誌，近幾天討論一下。
9月14日，毛澤東又指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
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時發出《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
周恩來的這番舉措，招致了中央文革江青一夥的不滿。
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調子不一樣。中央文革攻擊周恩來的講話是“大毒草”。周恩來說：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江青跳了起來：“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麼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
9月15日，即《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兩個文件發出的第二天，毛澤東第三次在天安門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周恩來、林彪陪同接見。
接見大會上，周恩來講話強調搞好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革命要促進而不能影響工農業生產。他說：
“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它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關係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關係到城鄉人民生活，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也關係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關係到支援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
……
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幹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衝天幹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中去！
同誌們，同學們！
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聯。那裏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四清’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革命學生要尊重工農群眾，信賴工農群眾，相信工農群眾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秋收秋種的大忙季節已經到來。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應當有組織地到農村去參加勞動，幫助秋收，學習貧下中農的革命幹勁和勤勞的品質。”
然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在會上卻發表了另外一種基調的講話。他非但隻字不提生產之事，反而以極富煽動性的口氣對紅衛兵說：“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
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顯然，對於那些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來說，林彪的講話更迎合和挑動了他們追求絕對自由、絕對民主的狂熱，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他們也不難聽出林彪與周恩來的講話是如此的不和諧。
中央文革一夥對周恩來更為惱恨。
9月1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李先念起草的《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麵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會後，周恩來批送中央文革小組核閱。但江青等人借此發泄對周恩來的不滿。文件送去好幾天，沒有一點反應，就是壓著不議。
周恩來問秘書：送文革小組的《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麵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退回來沒有？
秘書回答說：已經打電話催問幾次了，他們說還沒有討論。
9月20日，周恩來被迫親自寫信給江青催問：
江青同誌：文化革命中有關經濟政策方麵，農業和工業方麵、科研兩個通知發出後，對生產很有利。財貿和手工業一個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組幾天，務請伯達同誌抓一下，以便議後再提請中央政治局討論。
更露骨的是，中央文革一夥在背後攻擊周恩來9月15日在陪毛澤東接見全國各地紅衛兵大會上的講話是大毒草。
對此，周恩來憤然反擊。
9月25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劉誌堅、周榮鑫在場陪見。
周恩來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中央研究過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農村三秋季節到了，不抓怎麼能行？工人、農民總不能停止生產放假搞革命吧？否則，我們吃什麼，用什麼？現在運輸量因學生串聯大大超負荷，每天增加40輛客運列車，而貨運量減少了百分之十。再增加運輸量就要影響國家建設了，到外地的串聯不得不停止。
周恩來還說：在運動中要有兩個不怕，一要挺身而出，敢於和師生見麵；二是遇有違反政策的要敢於站出來說話，解釋黨的政策。我和主席說過，應該把黨內曆史全麵告訴青年，要講革命史，也要講錯誤，不能隻講好的，不講壞的。主席同意。炮打司令部，不管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先炮打一下再說，這怎麼行呢？打仗總還要選準目標嘛！
同日，周恩來在中央專委會第16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已決定工廠、企業、研究機關、農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一律不組織紅衛兵。已經組織了的。要協商取消，把勁頭用到科研和生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