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周恩來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做“刹車”，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周恩來對他的老朋友斯諾說：“在身體方麵，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周恩來曾對造反派說：我這樣的身體一年就搞得這個樣子，你們總應當讓我為黨和人民多作一點事吧！鄧穎超支持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造周恩來的“反”。
1967年，是周恩來總理生涯中最不平靜的一年，也是周恩來最苦最累的一年。
為了盡量減少洪水般的運動給黨和國家帶來的損失，為了維係國計民生最基本的運轉，周恩來夜以繼日，苦撐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忙遠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幾項。以致於周恩來自己也說，過去真正打仗時也沒這麼忙。
周恩來為什麼這麼忙？忙什麼？是他閑不住喜歡忙嗎？隻要我們稍稍了解一下“文革”期間周恩來的工作狀態就很清楚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靠邊站”了，按毛澤東的意圖，黨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除了抓權的事，其他日常事務林彪一概不管，全推給了周恩來。因此，周恩來除了主持召開國務院的會議外，還要召集中央政治局的會，後來中央文革碰頭會也是周恩來召集。
——許多老幹部被打倒了，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和大多數部長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弄得無法工作，本來是這些人承擔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恩來身上。周恩來曾說過：現在是我替呂正操當起了鐵道部部長。
——運動中此起彼伏的社會亂子，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但不管，還到處煽風點火。這個地方武鬥打死人了，那個地方的鐵路交通中斷了，這個城市的煤支撐不了幾天了，那個城市的糧食快供應不上了，等等，這些中央文革一夥視而不見，聞而不動。周恩來哪能坐視不管呢，他不得不疲於奔命，四處“救火”。為此，中央文革一夥還攻擊周恩來是“救火隊長”。
——沒日沒夜地為各種問題找各級黨、政、軍負責人談話以及接見紅衛兵和群眾組織代表。筆者根據周恩來的工作台曆統計（還不完全）：僅在1967年1月份，周恩來與中央、地方、軍隊負責人談各類問題88次，接見紅衛兵、造反派及群眾組織代表114次。照一個月30天算，一天平均下來就是將近7次。
光這項工作就已經夠嗆，還不要說處理其他中央工作大事。尤其是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為了給他們講政策，說服他們不要做對黨和國家不利的事情，周恩來耐著性子，常常是通宵達旦，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人的嘴巴是肉長的，如果是鐵打的，恐怕也磨了個大缺口。而紅衛兵和造反派經常在有些問題上無理取鬧，無休止地糾纏，一次接見時間有時長達7、8個小時。有些造反派不接見他們還不行，不接見他們，他們就在社會上采取一些極端行動，逼周恩來接見。
——每天的各種請示、報告、文件，像小山似地堆在周恩來的麵前，各省市自治區的，中央的，國務院的，中央軍委的，中央文革的，不管是不是該不該周恩來處理，全都推到周恩來手中。一次（1967年10月11日），周恩來實在是累得難以忍受了，在一份軍委總政治部報送的文件上批道：“軍委有關日常行政、部隊調遣、幹部任免、部隊編組、武器裝備等非屬三支兩軍和國防外交範圍的請示報告和批件，應由軍委和總參直報林副主席批，不需經我手轉報。此事請軍委常委一議，報林副主席轉報主席批準。否則，壓在我處文件太多，無時處理，而且超越權限，貽誤大事。”
這些堆到周恩來麵前的文件，都是周恩來每天深夜在外頭忙完回到西花廳後處理的，有時，批著批著就實在支撐不住了，頭一低，手上拿著的毛筆就戳到了額頭上。
“文革”期間在周恩來身邊任秘書的張作文回憶說：
革命博物館中不是有總理用過的一個小炕桌嗎？這個小桌子是總理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嘔心瀝血、日夜操勞的有力見證。在“文革”最緊張的日子裏，為減少運動對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等方麵的衝擊，總理整天陷在各種會議裏，根本沒有時間批閱文件。就是那些必須限時發出的外交文件，他也隻好在開完各種會議後，已到了淩晨再批。身體已到了疲憊不堪的程度，很難再堅持坐在辦公室批閱這些文件，為了不誤事，總理隻好把這些限時發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靠在床頭上，兩腿躬起來，把文件放在兩個腿上。這樣批不了幾份文件就堅持不下去了。後來衛士同誌就找來了一塊硬紙板，讓總理墊在腿上工作，減少點疲勞。這樣又延續了一段時間。
這樣工作久了仍然十分疲勞，後來，鄧大姐見總理用硬紙板也太累了，就讓木工同誌為總理做了一張小桌子。許多內政外交的大事，總理就是利用這張小桌子處理的。它可算是總理為國為民日夜操勞的有力見證了。
總理本來是喜歡用毛筆批閱文件的，可是由於長時間的睡眠不足，超負荷運轉，就是鐵打的人也受不了。盡管這樣，總理也不得不堅持把工作處理完才休息。所以批閱文件中，有時就是老是打盹了，文件都被毛筆點了一些墨點，或劃了一些道子。後來，總理就改用鉛筆。但太累了，用鉛筆也不管事，照樣打盹，仍然在文件上劃了些道子，連字也寫不工整，有時連寫的什麼字都很難認。我們常在他身旁等候他批文件，這一點要不是親眼所見，總理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強烈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刻苦的精神和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的態度是難以想像得到的。當時我們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麵看見總理那種疲勞的樣子希望他早點休息，但有些事情又必須立即處理，有時真是硬著頭皮提醒總理還有幾個文件必須處理。那種複雜心疼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於長期過度勞累，周恩來的身體自1967年起，明顯垮下來了。
周恩來的身體素質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是好得出了名的。國際輿論曾稱他為“不知疲倦的人。”
1960年，周恩來赴印度新德裏同尼赫魯就中印邊界問題進行會談。在記者招待會上，一位美國女記者問周恩來：“你作為一個已經62歲的人，看起來氣色仍然非常好。你是如何保養自己的健康的？是否經常運動？或者有特別的飲食？”
周恩來敏捷而含蓄地回答說：“謝謝你，我是一個東方人，我是按東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的確，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走路一陣風，衛士和秘書跟在後麵還要不時小跑幾步才能緊跟上。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從一個廳到另外一個廳，中途還要停下來歇一會喘口氣。
1965年3月，周恩來去羅馬尼亞參加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在凜冽的風雪中，周恩來沒有穿大衣，也沒有戴帽子，甚至連毛衣毛褲都沒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5個小時！引起在場許多外賓的驚奇。同年11月23日晚上，周恩來在首都機場歡送坦桑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回國時，在場的領導人都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唯獨周恩來還是穿著單衣，連夾衣都沒穿。這有11月24日《人民日報》的照片為證。
然而，到1967年，周恩來的感冒增多，並開始出現心髒病。
1967年，周恩來曾對造反派說：我這樣的身體一年就搞得這個樣子，你們總應當讓我為黨和人民多作一點事吧！
對於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鄧穎超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多次勸說也無大效。
1967年2月2日，周恩來身體突感異常不適，經醫生會診，發現有心髒病。周恩來還囑咐秘書，不要把他患心髒病的消息告訴別人。
次日，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在萬般無奈之中決定用當時常用的一種方式給周恩來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了他辦公室的門上，提醒他注意休息。大字報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誌：
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從而你才能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除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外，還有常去周恩來那裏的陳毅、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及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員，共20個人。
周恩來看到大字報後，在大字報上寫下了“誠懇接受，要看實踐”8個字。
鄧穎超也提出了5點補充建議：（一）力爭縮短夜間工作時間，改為白天工作。（二）開會、談話及其他活動之間，稍有間隙，不要接連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應留有餘地，以備臨時急事應用。（四）從外麵開會、工作回來後，除緊急事項，恩來同誌和其他同誌不要立即接觸，得以喘息。（五）會要開短些，大家說話簡練些。
恩來同誌堅持努力實踐，凡有關同誌堅持大力幫助。
寫是這樣寫了，但要做到又幾乎是不可能的。疲憊至極的周恩來何嚐不想停下來休息一會呢！然而，麵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亂，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休息。正像他對身邊工作人員所說的那樣：“我不能休息。你們看，這麼多的文件都等著我批，這麼多的事要等著我辦，我能休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