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表麵的文章，題目自然應該定為“變戲法”，因為並沒有一字一句提到“現代史”。而之所以把“變戲法”三字“錯”寫成“現代史”，就因為在魯迅看來，一部現代史，無非是變戲法而已。對政治的這種深刻懷疑，使得魯迅不對“政治家”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認為政治製度的變革和建設有什麼實質作用。而胡適則不同。胡適雖然也重視啟蒙，也終生花大氣力做改造國人深層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的工作，但他並不把思想文化方麵的啟蒙視作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也不把它與政治製度的革新對立起來，不在二者之間有所偏廢。在胡適看來，思想文化方麵的啟蒙是重要的，國人深層的心理、意識、觀念的改造是重要的，但現實的政治操作層麵的變革同樣是刻不容緩的。所以胡適也對政治層麵的建設投以巨大的熱情。如果說魯迅建設性的努力隻用於思想文化方麵的啟蒙，對現行政治則隻是冷嘲熱諷，自己並沒有什麼正麵的意見要表達，並沒有什麼“主義”要宣傳，那胡適則在兩方麵都正麵地、建設性地用力。
胡適之所以在現行政治層麵也能夠滿懷熱情地做出正麵的建設性的努力，就因為他有正麵的建設性的政治信念在驅使，就因為他有深信不疑的“主義”要宣傳。必須走英美式的憲政民主的政治之路，必須在中國全麵廢除人治而實行法治，必須終止由當政者隨心所欲的“變戲法”一般的政治操作而走向“有計劃的政治”，必須切實保障人權，必須允許反對黨的存在，等等，這就是驅使胡適采取正麵的建設性的政治行動的信念，也是胡適所要宣傳的“主義”。胡適的信念，胡適的“主義”，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英美式自由主義政治理念。
而胡適之所以能有如此堅定的政治信念和執著信奉的“主義”，就因為他相信現行政治層麵的改革和建設，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無關宏旨的。他深信“有政府”與“無政府”、“好政府”與“鳥政府”①是有著根本的區別的。胡適十分重視思想文化方麵的啟蒙，但卻不能認同那種隻有民眾的思想文化素質都提高到了必要的程度才有可能從事製度建設的觀念。胡適是“政治工具主義者”，即把政治看作是治理國家的一種必要的工具。“有政府”與“無政府”、“好政府”與“鳥政府”的區別，也就是“有工具”與“無工具”、“好工具”與“鳥工具”的區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國家富強，要民眾安樂，首先要把“政治”這件工具打磨好，用胡適慣常的說法，就是政治要“上軌道”。從當時到現在，都有許多人認為，有了再好的工具，但從政府官員到廣大民眾，都不懂得這種工具的性能，都不能夠合理地使用這種工具，那也是白搭。
①“鳥政府”為胡適用語，見胡適詩《雙十節的鬼歌》。
而胡適則認為，要讓從政府官員到廣大民眾都真正理解和善於運用好工具，就必須先有這種工具。也許一開始大家都不能正確地理解和運用這種工具，但在對這種工具的使用過程中，漸漸地就能理解得準確和使用得合理。本文在前麵曾引用了胡適《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中對民主政治需要訓練的強調。胡適認為，要走向法治，要實行民主，必須首先要打造出一部憲法，然後從蔣介石、馮玉祥到廣大民眾，才可能知道什麼叫權利，什麼叫義務，才有可能慢慢學會守法用法。類似的觀點，胡適一生多次宣傳過。例如，早在1922年8月為《努力周報》寫的《這一周》①中，胡適就說：
①收入《胡適文存二集》。
我們要明白：民治主義是一種信仰。信仰的是什麼呢？第一，信仰國民至多可以受欺於一時，而不能受欺於永久。第二，信仰製度法律的改密可以範圍人心，而人心受了法製的訓練，更可以維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種公民教育。給他一票，他今天也許拿去做買賣，但將來總有不肯賣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給他一票，他現在雖沒有賣票的機會，將來也沒有不賣票的本事了。
若因為“組織未備，鍛練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練”民治的唯一法子！
胡適強調，必須在民治中學會民治，必須在對工具的使用中學會對工具的使用。胡適相信，製度本身具有著教育功能，它能引導、訓練官員和民眾逐步理解它和運用它。若說必須等到官員民眾都真正理解了一種製度後才去建設這種製度，那就如說必須先學會了遊泳才能下水一樣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