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淡化西洋文明對胡適的影響而強化中國傳統文化對胡適的作用，本意該是為胡適辯冤白謗，但卻不知不覺間構成了對胡適價值的整體否定。試想，一個全盤反西洋文明的胡適，一個“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的胡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還有什麼價值？
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先生，在大陸的讀書界已頗有名氣，這主要得力於他的《胡適雜憶》①和《晚清七十年》等幾本書在大陸的出版發行。唐先生勇於立論且涉筆成趣，雖托身學院但論學卻沒有學院氣，這是他的書擁有較多讀者的原因之一。唐先生的幾本書，我也讀得津津有味。有味，不僅因為書中那些令我歎賞的議論，也因為書中那些令我疑慮和拒絕的觀點。我覺得，唐先生之所以有這些令我不能接受的觀點，主要源於他作為一個在美國討生活的華人學者特有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是大堪玩味的。
①唐德剛：《胡適雜憶（增訂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這裏隻說說唐先生對胡適的非議。作為胡適晚年過從甚密的小友，作為一個對胡適的道德文章發自內心地敬仰的人，唐先生並沒有以感情代替學理。他不僅說了他所認為的胡適的偉大功績，也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胡適的重大缺陷。從遣詞造句中，感覺不到唐先生對胡適有絲毫的偏袒和諱飾。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也是極值得大陸的文人學者效法的。唐先生對胡適的非議，有些是十分精辟深刻的。在《胡適雜憶》中，唐先生指出胡適成名太早，“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長，‘飛來飛去宰相家’”，生活經驗極其單純，對民間疾苦所知甚少，更無切身的體驗，所以寫不出那種字字血淚的文章，這種觀察便很是準確。唐先生又指出，胡適從在康奈爾大學讀本科時起，就對經濟學不感興趣，不曾選修有關經濟的科目，一生對各種經濟學說也很少涉獵，而“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談政治問題的致命傷”。這也算擊中了胡適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要害。不知民間疾苦和不懂經濟理論，這二者其實是相連的。當時中國最廣大的民眾的生存狀況，算是中國實際的經濟，各種經濟學說則是理論上的經濟。隻有既對現代經濟理論有盡可能多的了解，又對當時中國的實際經濟問題深為熟悉，談論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才能更搔到癢處，也才能為當時的中國找到一種庶幾可避免重大社會動蕩和曆史悲劇的方略。而對中國的政治有極大興趣的胡適，卻既不具備理論上的經濟知識又不了解當時中國的實際經濟狀況，這不僅是他“晚年”談政治的致命傷，也是他一生談政治的致命傷。這種在作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大師”的胡適身上表現出的致命傷，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也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集體的缺陷。中國現代自由主義運動之所以被認為軟弱無力，之所以以失敗告終，這該是不應被忽視的原因。
但因為胡適有這種“致命傷”而否定他對政治的談論，認為他那些關於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言論都沒什麼價值，則又是極為偏頗的。唐先生強調胡適“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學方麵”，而“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唐先生顯然認為胡適那眾多的文學以外的言論沒有多少價值可言。我們知道，胡適在留學期間，就經曆過兩次美國總統大選，對美國的民主政治以及自由、人權觀念有很深的了解。胡適堅信他在美國懂得的自由、民主和人權，是普世性的，是能夠適用於所有民族的。把在美國懂得的政治價值在觀念和製度層麵上移植到中國，是胡適一生夢寐以求的，他所有的政治言論都是圍著這一點打轉。而唐德剛先生所不滿於胡適的，也正是這一點。唐先生一再指出胡適在政治上“始終沒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來”，並為此遺憾不已。唐先生認為，胡適要在中國談政治，就應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屬於自己的理論，而不應該跟在美國人後麵跑。為何不應該跟在美國後麵跑呢，就因為美國的那一套價值觀念是並不可取的。至於胡適為何把本不可取的美國價值奉若神明，唐先生認為，這是因為胡適對美國並不了解。在《胡適雜憶》中，唐先生屢屢強調胡適未曾與美國人“共過事”，未曾與美國人深切地打過交道，因而對美國人始終是霧裏看花。真實的美國是什麼樣呢，唐先生認為，是“小人國”，是“絕情寡義”的“鬼吃鬼”的社會。《胡適雜憶》雖並不是一本談美國的書，但從唐先生偶爾談及美國的片言隻語中，可感到一種對美國的刻骨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