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深情地愛著“中國的文化”，在美期間，研究、宣傳和捍衛“中國的文化”便成了聞一多十分熱衷的事。這期間，聞一多還參與發起成立了以“國家主義”為旗幟的“大江學會”。以這樣一種情緒，以這樣一種心態，以這樣一種理念，可以想見，所謂“美國文化”對聞一多幾乎不能發生什麼影響。美國文化的核心是英美式自由主義，而英美式自由主義的核心，則是個人主義。在美國成為了一個“國家主義者”的聞一多，對個人主義自然不會感到親切。而不能理解和接受個人主義，也就談不上理解和接受英美式自由主義。許多英美留學生，在英美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有人在留學期間，還以充分開放的心態麵對英美文化，尤其滿懷熱情地觀察和研究英美式政治理念、政治製度和政治運作的方式，換句話說，他們滿懷熱情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先進的“政治文明”。胡適便是這方麵的典型代表。這些人回國後就成為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而聞一多與他們不同。對美國的文化，聞一多未出國時即已極為抗拒。到美國後，更談不上關注、探究和欣賞美國的“政治文明”了。所以，因為聞一多曾“在美國受教育”便把他說成是“自由主義者”，是一種嚴重誤解。明白這一點，也就明白了與現代中國的其他一些英美留學生相比，聞一多為何很“另類”了。聞一多也曾是“新月派”中的一員。“新月派”以英美留學生為主幹。但聞一多與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新月”人士可謂“名”合“實”離。聞一多被難後，熊佛西寫了《悼聞一多先生》①一文，其中說：“有些人僅將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詩人……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不錯，你曾加入過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於你和（徐）誌摩私人的感情關係，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們的不同。”熊佛西所做的價值判斷姑且不論，他指出聞一多與其他“新月社”成員並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實際的。
①發表於1923年6月10日《創造周報》第五號，收入《聞一多全集》。
①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409頁。
以胡適為首的“新月社”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場頗具聲勢的“人權運動”。這是麵對國民黨的以黨代政、獨裁專製所做的悲壯抗爭。在“人權運動”中，胡適在《新月》月刊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聞一多清華時的同班同學羅隆基發表的文章則有《論人權》《專家政治》等，也是聞一多老同學的梁實秋也發表了《論思想統一》。這些文章對國民黨政權進行了異常尖銳的批評，甚至對蔣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譴責。“人權運動”終於遭到國民黨政權的打壓，《新月》被查禁，羅隆基被逮捕。但在這場運動中，沒有聞一多的身影。這當然並非因為聞一多的怯懦，而是因為聞一多對這場運動本就不感興趣、不以為然。對於《新月》月刊的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對於《新月》月刊的談政治，聞一多是“有些看法”的，並“投稿漸少”①。這也不難理解。胡適、羅隆基們是想要在中國傳播他們留美期間所了解、理解並接受和推崇的“政治文明”，而對這“政治文明”，聞一多本沒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談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會加入這場“人權運動”中。後來，則幹脆當麵對羅隆基的談政治刻薄地嘲諷。梁實秋曾回憶說：“我是一九三四年夏離開青島到北京大學來教書的。清華遠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見麵次數不多。這時候日本侵略華北日急，局勢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沒有不惄然心傷的，羅努生（隆基）主編《北平晨報》，我有時亦為撰寫社論。一多此際則潛心典籍，絕不旁騖，對於當時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對於實際政治深為厭惡。有一天我和羅努生到清華園看潘光旦，順便當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對努生不表同情，正言厲色的對他這位老同學說：‘曆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當時情緒很不愉快。我提起這一件事，是為說明在抗戰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與世無爭。”①羅隆基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先留美後留英，他談政治時所依據的當然是英美式自由主義理念。而對他的談政治，聞一多竟如此厭惡，以至於口出惡語。可見，對英美式自由主義政治理念，聞一多實在沒有好感。再說，羅隆基留學美英時，學的便是政治學，回國後也曾當過大學裏的政治學教授和政治學係主任。政治學是他的專業，是他養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東西。所以，指責羅隆基談政治，實在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