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每當我徜徉在上海興業路上，望著那幢用青磚與紅磚相間砌成的“李公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在肅然起敬之餘，我又感到困惑：這樣“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為什麼在漫長的歲月之中，還沒有一部長篇細細描述？
作為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占著“地利”優勢，我在1988年冬開始著手這一題材的創作準備工作。
我進入“角色”之後，很快就發現，這一題材錯綜複雜，在當時有許多“禁區”，特別是對一些重要中共“一大”代表評價不一，所以造成多年來無人涉足這一重大題材進行創作。
當我來到中共“一大”會址進行采訪時，他們的第一句話，使我十分吃驚：“你們上海作家協會又來了？”
我一問，這才得知：在我之前，兩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這一重大的“上海題材”，先後到中共“一大”會址進行采訪。
先是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老作家於伶在20世紀50年代進入這一創作領域。他當時遇到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正確評價陳獨秀。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寫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無法“繞”過陳獨秀。在20世紀50年代，陳獨秀還戴著“中國托派領袖”、“右傾機會主義頭子”之類大帽子。不言而喻，於伶無法寫作這一重大“上海題材”。
接著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吳強在20世紀60年代著手於這一重大“上海題材”。吳強除了遇上於伶同樣的難題之外，還多了一道難題：當時，中蘇兩黨正在展開“大論戰”，而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蘇俄共產黨的幫助下創建的。盡管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並不等同於列寧領導的蘇俄，但是在當時中蘇“大論戰”的形勢下，這一題材仍是“麻煩”甚多。不言而喻，吳強和於伶一樣，在作了許多采訪之後，也沒有寫出作品。
就創作才華和創作資曆，作為後輩的我，遠不如於伶和吳強。我十分幸運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對曆史問題倡導實事求是的原則，使我有可能闖入這一久久難以涉足的創作領域。
我一次次訪問了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得到了熱情的幫助。從最初找到這一會址的沈之瑜，到館長倪興祥、支部書記許玉林，研究人員陳紹康、陳沛存、俞樂濱、任武雄，還有檔案保管人員，都給我以鼓勵、支持。
我專程前往北京，訪問了九旬長者羅章龍、王會悟，也得到李書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還有包惠僧夫人謝縉雲的許多幫助。中國革命博物館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與我長談，給予指點。中國人民大學楊雲若教授是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專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答複了我的許多疑難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貞教授是研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專家，也給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劉仁靜的資料最少。我求助於他的兒子劉威力，他逐一答複了我的有關問題。
我來到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與館長於金良長談，他非常詳盡地介紹了中共“一大”在南湖舉行閉幕式的情況。
上海的九旬老人、陳獨秀的機要秘書鄭超麟，親曆中共早期活動，尤其是熟悉陳獨秀的情況。我多次訪問他，每一次他都不厭其煩地給予答複。
陳望道之子陳振新，陳望道的高足、複旦大學中文係陳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辦公室，原大東旅社老職工孫少雄等，也給我以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