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和新民學會
其實，早在張國燾、張申府這“二張”來敲上海老漁陽裏2號的黑漆大門之前，一位瘦長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裏拜訪了陳獨秀。
這位27歲，來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幹的年輕人，便是毛澤東。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已經結識陳獨秀。
毛澤東在結束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之後，返回湖南途中，曾於1919年初來過上海。
這一回，是他第二次來上海。那是他另一次去北京之後，返回長沙，在1920年5月5日路過上海。
與陳獨秀的談話，給了毛澤東深深的啟迪。毛澤東曾與斯諾這麼談及：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
1938年由複社出版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
那時候的毛澤東，確實處於一生的“關鍵性”時期，他的思想正在處於根本性的轉折之中。
就在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處於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裏”：
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2]
我覺得好多人講改造，卻隻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的目的）？用什麼方法達到，自己或同誌從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3]
外邊各處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樣未曾研究、一樣地睡在鼓裏，很是可歎。[4]
早年的毛澤東，同學們給他取了個雅號，曰“毛奇”。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0.26～1891.4.24），普魯士帝國和德意誌帝國的總參謀長。當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麥、國防大臣羅恩成為普魯士帝國的三巨頭。這位毛元帥，在1870年普法戰爭的色當一役中，使法蘭西第二帝國覆滅而名震歐洲。同學們稱毛澤東為“毛奇”，不光因為毛澤東才智過人，有毛奇那樣勃勃雄心，而且為人也如毛奇那樣沉默寡言、嚴肅莊重。
毛澤東的早年密友、詩人蕭三的哥哥蕭瑜（又名蕭旭東、蕭子升）曾回憶說，他在一個小格子裏能寫兩個字，而毛澤東寫兩個字則起碼占三個格子。毛澤東那奔放不羈的字，那充滿豪情、“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激揚詩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壯誌淩雲、氣宇不凡的熱血青年。
不過，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帥之處。毛奇精通七國語言，而囿於湖南鄉下閉塞環境中的他，諳熟中國古文，卻不懂外語。這樣，他無法像李漢俊、李達、張國燾、劉仁靜那樣從大量外文書刊中鑽研馬克思主義學說，隻能閱讀在當時如鳳毛麟角般稀少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譯本。然而，他一旦讀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成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裏”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時，讀到了三本使他頓開茅塞的書。他是這樣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5]
這三本書，引起毛澤東思想上的根本轉變。隻是他的回憶中稍稍有一點誤差，那本《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他不是在北京讀到的，而是他來上海之後或回到長沙之後——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讀到的。因為他在上海度過了近兩個月——1920年5月5日抵達，7月7日離開。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一般都以為是1920年8月出版，因為初版本上印著這一出版年月。但是魯迅卻在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譯者陳望道寄贈《共產黨宣言》”。[6]毛澤東在上海拜訪過陳獨秀，結識了陳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可能性極大。
那三本書，以及跟陳獨秀的談話，促使毛澤東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從鼓裏睡醒了。他的理解力，遠遠超過他同時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們——盡管他隻能讀到極有限的中譯本。
如毛澤東所言：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
毛澤東跟陳獨秀會麵，除了“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之外，還“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8]
毛澤東是一位組織家。早在他22歲油印、張貼“二十八畫生”的《征友啟事》時，就想團結、組織一班誌同道合者。
1918年4月，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嶽麓山劉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開會，創建了“新民學會”。
那天出席集會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蕭瑜、蕭三（即蕭子暲）、張昆弟、羅章龍、陳啟民等12人。
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
蕭瑜被推舉為總幹事，毛澤東、陳啟民為幹事。
蕭瑜如此回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