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是一位思想解放的秀才。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不久，“11月4日，他還專程回到家裏，動員父親、兄弟和鄰居剪掉辮子。1913年他到長沙後，又曾連續三次寫信回家，要全家女人放腳。這一年暑假，他回到家裏，看到都未放腳，便風趣地說，看來隻動嘴動筆不行，還得要動手動刀才能解決問題。接著，他搜攏一石灰簍子的裹腳布和尖腳鞋，拿了菜刀，搬出木凳，在地坪裏當場砍爛，終於迫使全家裹腳的女人都放了腳”。[1]
何叔衡又是一位上進心極強的秀才，自知四書五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已經37歲的人，居然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師範，跟那些十幾歲、二十來歲的青年坐在一條板凳上，當學生，聽新學。不久，他轉入湖南第一師範，在那裏與毛澤東相識。友誼超越了年齡，共同的思想，使“何胡子”跟毛澤東相知日深。
本來，照年齡，何叔衡比毛澤東大了一輩（他甚至比陳獨秀還大3歲），而做起事情來，何叔衡往往是毛澤東的助手。何叔衡稱道毛澤東“後生可畏”。
何叔衡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之後，在長沙楚怡學校任教。
1917年暑假，“何胡子”回到寧鄉縣杓子衝家中度假。毛澤東和蕭瑜扮做“乞丐”，從長沙出發，徒步旅行，曾到“何胡子”家做“不速之客”。蕭瑜在《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一書中，曾詳細描述此事：
那天，毛澤東和他從寧鄉縣城步行了140裏，走到“何胡子”家已是半夜。他們興奮地敲打大門，高喊：“何胡子！何胡子！趕快起來，讓我們進去！”這一喊，驚動了“何胡子”全家，他的父親、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床了。
知道毛澤東和蕭瑜化裝“乞丐”漫遊湖南，何叔衡道：“你們真是兩個奇怪的家夥，你們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雖然毛、蕭已吃過晚飯，何叔衡仍以酒招待。經過這半夜驚擾，翌日何家仍破曉早起，如同往常一般。
毛、蕭參觀了何家的豬圈，見到三百多斤重渾身雪白的肥豬，大為驚訝。蕭瑜回憶說：
開闊的大菜園裏長滿了鮮美的蔬菜；園中整齊清潔，一根雜草也沒有，這尤其使我們驚歎。當我向何老先生提到這點時，他很是高興，並用書呆子口吻搖頭晃腦地說：“雜草有如人品低劣、心術不正之徒，一定要鏟除之，其對秀美之菜蔬危害也，大矣乎，君子乎，聖人乎！”
何胡子由衷地笑起來了：“你們看我父親的古文怎麼樣？不錯吧？有其父必有其子！”[2]
何叔衡之家是“耕讀之家”，他的父親、兄弟、妻子務農，他在省城當教書匠。
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彼此相互影響著，當毛澤東、蔡和森轉向馬克思主義，何叔衡亦轉向馬克思主義。
1920年底，毛澤東收到蕭瑜轉來的蔡和森在法國所寫的長信。1921年初，1月2日新民學會會員在長沙聚會。盡管大雪彌漫，會員仍有10多人到場，在會上，由毛澤東宣讀了蔡和森的長信。
當時的《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十分逼真地勾畫出毛—蔡—何—新民學會的關係：
討論方法問題：
“達到目的須采用什麼方法？”
首由毛潤之（毛澤東字潤之）報告巴黎方麵蔡和森君的提議。並雲，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幾種：
1.社會政策；
2.社會民主主義；
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於是依次發言（此時陳啟民到會）。
何叔衡：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
毛潤之：我的意見與何君大體相同。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
由以上記錄可見毛、蔡、何見解的統一。在他們三人影響下，新民學會十二人“讚成波爾失委克主義”（即布爾什維克主義），“未決定者”及讚成其他主義的六人。
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之後，陳獨秀曾致函毛澤東，建議在湖南也成立共產主義小組。
毛澤東把新民學會中主張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會員，組織成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員最初六人，後來發展到十人，其中骨幹為毛澤東、何叔衡、彭璜。此外，據回憶，還有賀民蕩、蕭錚、陳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20世紀20年代初，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曾在船山學社進行活動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如此回憶道：
蘇聯共產黨是由小組到聯邦的，就是說由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發展到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經根據地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八大”召開時，毛澤東在代表證的入黨時間一欄內，寫上“1920年”。這清楚表明，毛澤東把加入長沙共產主義小組，認定是加入中國共產黨之時。